（二）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近些年来，职务犯罪的数量不断上升，在造成国家大量财产损失的同时，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国家的尊严。尽管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很大，反腐败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我们查处的这些腐败案件,只是实际存在的腐败问题中的很少一部分,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揭露出来,有的即使揭露出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查处,还有的七扣八扣,不了了之。”[5]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而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缺失就是其中之一。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职务犯罪也日趋智能化、隐秘化，检察机关迫切需要能有效打击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的技术侦查措施。然而，由于没有独立的技术侦查权，检察机关只能借用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侦查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一方面，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协助侦查时，要经过内部、外部的层层审批，启动程序非常复杂，容易贻误战机。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借用公安机关手段办案，暂且抛开双方协作配合程度不说，至少会扩大知情面，不利于案件保密工作。特别是当侦查对象涉及到公安人员时，会增加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到侦查的实际效果，导致对职务犯罪的打击不力。
（三）不利于保障公民权利
实践中，在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改变对职务犯罪打击不力的状况，维护必要的社会政治秩序，党的纪检机关不得不实际承担了检察机关的某些侦查职能,并较多地适用“双规”措施；而一些检察机关则采取违反规定延长传唤时限和羁押期限、违反规定监视居住等违规办案措施，甚至突破法律自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双规”最明显的特点是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审查对象几乎无人能够抵挡，因而在职务犯罪的打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纪检机关毕竟不是法定的追诉机关，并且“双规”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其本身的合法性也受到广泛质疑。至于检察机关为弥补自身侦查手段不足而采取违规违法的办案措施，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例如，因无法通过常规侦查手段获取必要的证据，可能会导致超期羁押或刑讯逼供。此时，公民的自由权、健康权甚至生命权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其侵权程度已远远超过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对隐私权的侵害。
三、对我国职务犯罪案件适用技术侦查进行立法的可行性
（一）检察机关拥有技术侦查权的正当性分析
1、侦查权是检察机关拥有技术侦查权的基础[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