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特殊情况下，维护被告人权利应适当让位于维护被害人权利。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侵犯法益多重，手段残暴，涉及众多被害人。在此特殊背景下，不能忽视被害人人格尊严的保护。但维护被告人的人格尊严是现代法治社会设置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上文已做论述。刑事辩护律师维护被告人人格尊严的职责是应当坚持的。但是特定情况下，当人格尊严具体化为权利，维护被告人权利与被害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维护被告人权利应适当让位于被害人权利，正如在绑架案中，辩护律师在被告人处获知犯罪嫌疑人藏匿被害人的地点，若搜寻不到，被害人生命将遭遇迫在眉睫的危险，被告人却拒不告知司法机关。在此情形下，保守当事人秘密导致被害人生命权遭受重大的损害，被害人生命权的重要性就超出了侵害者的权利。同样，此处被害人权利应仅限为生命权、重大身体健康权等重大权利，特殊情况应当是法律明确、具体规定的具有急迫性的情形。即刑事辩护律师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适当让位不能一般化。
刑事辩护律师面临的法律正义与公众正义、角色道德与一般道德、被告人尊严和被害人尊严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打黑除恶过程中，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侵犯多重法益，犯罪手段残暴，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在此背景下，与当代律师危机相结合，打黑除恶过程中的刑事辩护律师面临的冲突更为激烈。正如上文所述，律师制度的合理性，只是赋予律师角色的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律师全部行为的合理性。遵守刑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是律师行为合理性的前提和根基。从刑事辩护律师自身的角度考察，遵守律师职业伦理是刑事辩护律师自律的途径，是刑事辩护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途径，亦是重获民众信任的基本途径。
【作者简介】
徐岱，单位为吉林大学；刘佩，单位为吉林大学。
【注释】张志铭：《当代中国的律师业》，《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1期，第4页。
徐岱、沈志民、刘余敏：《犯罪本质与实质违法性的判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37页。
张明楷：《新
刑法与法益侵害说》，《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12页。
该数据由重庆市公安局打黑办情报信息综合研判组提供。
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2000年12月4日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前引，何秉松书，第145页。
该案件由重庆市公安局打黑办情报信息综合研判组提供。
李学尧：《非道德性：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26页。
季卫东：《律师的重新定位与职业伦理》，《中国律师》2008年第1期，第20页。
转引自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埃美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转引自前引，季卫东文，第20页。
任喜荣：《伦理
刑法及其终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艾伦·德肖微茨：《最好的辩护》，唐交东译，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页。 参见戴维·鲁本：《律师与正义—一个伦理学的研究》，戴锐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孙笑侠：《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转引自前引，季卫东文，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