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当下价值与未来价值：贴现的实施与争议
即使投入和产出都具有市场评估性，但是，由于许多项目衍生的成本和收益并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点上，往往成本付出是在计划推动的初期，而收益却发生在后甚至延续到长远的未来。因此，为了让“当下价值”与“未来价值”也能够共量，经济学上就发展出“贴现”(discounting)理论，来试图尽可能地完善被评估价值的货币计算。而在使用“贴现公式”时，贴现率(discounting rate)的选择，往往成为计算各种成本和效益现在价值的关键。[19]然而，有关贴现率的选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始终存在极大的争议。比如，机会成本途径(opportunity cost approach)[20]和社会时间偏好途径(social time preference approach)[21]间的选择，就长期困扰着理论界。在实务界，资本市场利率是目前最常被采用的贴现率估算基础。[22]但问题是，资本市场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利率，如政府公债利率、中央银行重点现率、商业银行存放款利率、股票市场利率，乃至民间借贷利率等等，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3.区际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此外，影响到“具有直接市场交易性”价值被货币量化的另一个因素，来自区际以及国际贸易。通常情况下，成本收益分析的价值评估，只基于国内市场。例如，为了满足某项规制措施的需要，必须购买某种特定的设备，不管该设备是国产还是进口，在计算购买成本时，只需要以本国货币计算就可以。但有时候，还需要考虑国别差异或者国际贸易的影响。比如有很多学者指出，外币汇率涨跌的时间差对于成本效益核算的影响，在进行一些“限制进口”措施时国内替代品生产的折耗率等，都应该纳入到成本收益分析的范畴。
(二)“非直接市场交易性”价值的评估
1.引入“乐意付费评估法”
当然，货币共量更为困难的领域，在于对那些“非直接市场交易性”价值的评估，例如健康与危险防御、紧急救助、环境舒适性的创造与维持，等等。在美国，确定这些利益因素的货币共量基准，最常见的方法是采用“乐意付费评估法”(Willingness-to-pay valuation approach)。所谓“乐意付费”，也被等同于“愿意承担”(willingness—to—accept)，就是根据人们愿意为某一特定的货物、劳务、健康、快乐付出多少的货币代价来确定价值的方法。假如，我们仅仅愿意花100元的代价来避免某种危险，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消除该危险的代价超过100元，那么我们将宁愿承受这种危险。此时，这种危险消除的价值即可被认定为100元。
至于如何得到“乐意付费”的数值，则依据不同情形而定。以环境法为例，目前最通用的方法主要有三个：(1)旅费调查法(travel cost methodology)，它借助实证调查，得知如何将旅游地点A改为另一地点B，人们愿意多花多少钱，这个差异值就隐含着该地点B的环境利益价值；(2)快乐价格法(hedonic pricing methodology)，它经由实证调查，首先确定当人们使用某自然资源时，会产生何种效果(例如呼吸清新的空气、眺望舒适的风景、倾听淳淳流水时，可获得多少快乐)，接着再问如果要通过一般的市场模拟方式获得与此种程度相类似的效果，需要花费多少，此数额就可视为对享受特定自然资源时乐意付费的数值；(3)随机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ology)，它先向受访者描述某种调查客体的相关资讯(例如某种危险的危险程度、发生的后果等)，然后想象有一个提供这些“非市场价值利益”交易的市场存在，直接询问受访者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23]
由此可见，“乐意付费评估法”虽然使不具有直接市场交易性的事项获得价值评估，但是，这种评估方法往往经过大量关于劳务与消费市场的统计资料和消费者调查才能达成，不仅自身耗费大量的成本，并且其准确性(inaccuracy)与连贯性(inconsistency)也常常受到质疑。比如有学者对美国环境保护署经常采用“随机评估法”给予强烈的批判，认为这是在误导决策方向。[24]也有研究表明，“乐意付费”与“愿意承受”并非同一概念，特别是在环境法领域。例如经调查发现，人们“乐意付费”7.81美元去避免一棵树被砍伐；但是如果改为“愿意承受”调查，那么要花费到18.43美元去保护一棵树才超过人们愿意承受的程度。据此得出，“乐意付费评估法”的根本假设是错误的，而究竟该如何取得数值，就更加成为问题。[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