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述“新闻”和“出版”这两个词语从公民权利中单独列出来，归入国家义务的范畴，[20]其现实意义恐怕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讨论。实际上，无论是作为公民基本政治自由的“新闻”、“出版”，还是作为与文化权利息息相关的“新闻”、“出版”，[21]应该都是国家义务所不能也不宜涵盖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我们需要一定的宪法解释技术的运用，将“新闻”和“出版”纳入第47条的“其他文化事业”和“其他文化活动”中去。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对文化的重视难以避免地具有工具主义的倾向。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一部分专门谈到“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该报告指出，“我们今后应该十分重视智力开发，把以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为重点的文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实现经济振兴的必要前提。……各级政府必须坚决克服轻视文化建设的错误倾向，把智力开发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可见，这一时期对文化的定位是与对经济建设所必需的智力开发分不开的。而近三十年过去，经过多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练和文化建设的经验积累，相关认识已然不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2]这样的表述当然体现了认识上的深化。
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
我国宪法一直重视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尽管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了宪法条文的大幅度更改，但是，历次宪法中均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专门规定。
1954年《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975年《宪法》第4条规定：“……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对于民族语言文字，这次修正保持了“使用”的权利，而去除了“发展”的自由。同时，五四宪法中“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也被取消了。这次修正还将原来的“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替换为“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1978年《宪法》第4条规定：“……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此次修正主要是对七五宪法的拨正、对五四宪法的回归。
改革开放之后，正当文化体制改革悄然启动之时，1982年《宪法》也进一步对少数民族权利条款进行了修订。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正所增加的表述是，“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表明，宪法不仅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消极保护，还为该权利提供更多的积极保障，或者说，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从原来的消极权利演变为包括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在内的复合权利。[23]此后，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修正后的宪法均保持了1982年的该条规定。
此外，宪法关于民族自治制度方面的规定中，也涉及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内容。例如，1954年《宪法》第72条规定：“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1978年《宪法》第40条则似乎强调了文化发展的导向，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1982年《宪法》第11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此后，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修正后的宪法均保持了1982年的规定。应当说，改革开放后，宪法不仅剔除了原来强硬而不符合现实的意识形态导向要求，还从自主性和国家保障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