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93年的公司法文本在公司治理方面带有强烈的管制色彩。（注：在我国1993公司法中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中，在总共51个条文中，出现“应当”22处，“必须”5处，“不得”17处，而“可以”仅14处；第三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中，在总共56个条文中，出现“应当”43处，“必须”11处，“不得”17处和“严禁”1处，出现“可以”仅13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第19条－72条，第73条－128条。）实践证明，这种管制效果并不理想。2006年修改后的新公司法有了比较大的突破，整体上突出了任意性规范的地位，增强了公司的自治性，减少了国家不必要的干预，这一点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上都有体现，有限责任公司更加明显。针对公司内部管理事项，如关于决议程序的规定、经理的权限以及公司股东之间的一些权益安排，新公司法都留给当事人决定。在新法的条文设计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字样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例如，第13条允许公司章程自由选择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第16条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授权章程自由规定，既可由董事会作出决议，也可以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第35条允许股东就红利或者优先认缴出资作出特别约定；第46条取消了原公司法第47条对股东会解除董事职务的限制；第72条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做规定；第167条第4款允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股利，同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利分配参照第35条关于红利分配的规定，公司章程可以作出自己的规定。新公司法在公司章程的定位上，突出了公司章程的自治性规范地位，减少了让立法者代替当事人进行公司治理的强制性安排。

　　结语

　　本文从公司信用的定义出发，对国内学界研究公司信用的局限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当代企业理论，概括性地探讨了公司信用研究中的核心命题。除文中本身已阐明的一些结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获得以下两点启示：

　　其一，信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现，绝非某种单一因素所能决定。对于公司信用而言，同样如此。故资本信用及资产信用只是与公司信用相关的两个因素，我们探讨公司信用不仅不能完全拘泥于这两个范畴，而且由于影响信用的因素极其复杂，对公司信用的界定不宜太过狭窄，这样才能给研究留下足够的空间。

　　其二，公司信用并不完全是公司法的规范效应，公司法之外的其他因素同样值得关注。事实上，其他学科已有很多研究。比如社会学、组织学对信任问题的探讨与此话题存在不少关联之处，如何进行合理的借鉴值得法学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