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激励方式上，采用权利模式还是义务模式则没有明显的差异，因为在激励方式上，不管权利还是义务都并不直接满足行为主体的优势需要，而只是通过改变行为的附加结果来影响或干扰行为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所以，这时对于权利模式或义务模式的选择只是出于成本与效率的考虑，而对激励效果影响较小。
以上阐述了权利模式与义务模式在法律制度激励机制设计中的各自特点，以及其适用的基本情形。我们可以通过激励措施的分类化（判断属于激励因素，还是属于激励方式）来判断权利模式与义务模式的选择空间。但是，仅仅考虑这两种模式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法律制度之中除了对权利义务的规定外，还存在大量的关于法律后果的规定，这些肯定性的法律后果和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往往作为激励方式中的策略要素发挥着重要的激励功能，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以奖励模式为代表的肯定性法律后果和以惩罚模式为代表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各自的应用空间与原则。
三、奖励模式与惩罚模式
奖励模式与惩罚模式的理论基础有两个方面：其一，有关“成本一收益”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过奖励和惩罚能够改变行为人行为的成本或收益的比值，从而影响改变行为的方向或向量；其二，有关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行为强化理论认为，奖励可以起到巩固、保持、加强行为的正强化作用，惩罚可以起到动摇、减弱、消退行为的负强化作用。因此，在奖励模式与惩罚模式的数量方面，我们需要借鉴经济学上的“成本一收益”理论，而在奖励模式与惩罚模式的性质方面，则需要避免行为强化理论的“人的宠物化”倾向。
尽管有人会认为对实施行为者的奖励（惩罚）也就是对其他未实施行为者的惩罚（奖励），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缺乏现实的基础，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未受奖励者不会产生行动的压力，而未受惩罚者也不会因此感到行为的动力，所以我们认为，与权利模式和义务模式不同，奖励模式与惩罚模式之间并没有相互转化的关系。故而，我们也就不能像论述权利模式与义务模式那样对其进行统一讨论，而应该分别予以阐述。
（一）奖励模式
法律制度中奖励模式的内容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两种奖励形式往往配合使用。奖励模式带来的激励功能广受青睐。首先，奖励模式不仅有助于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人对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渴望，而且也是对行为主体的行为能力与自身价值的认可，是对行为主体自我认识的肯定，从而可以持续调动人的积极性。其次，奖励模式能够增进行为主体的快乐体验，调动其积极向上的情感因素。再次，奖励模式有助于增强行为主体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第四，奖励模式能够树立榜样，有助于增强行为主体的角色意识，并且公正的奖励还能够纠正行为主体在自我评价上的偏差，从而促进行为主体的自我激励。第五，奖励模式能够增强行为主体的自信心和胜任感，从而促进行为主体的主体意识和创造力。此外，有效的奖励模式还有助于培养行为主体的良好的道德品质，丰富其道德情感。[13]但是，尽管如此，却并不表示凡是奖励模式的适用都能产生良好的激励效果，在此，我们以上海的“钓鱼执法”和我国见义勇为地方立法上的分歧为例说明奖励模式的适用条件、限度与原则。
例一：“钓鱼执法”是指在执法者的引诱之下，使得本来不具有违法意图的当事人实施了违法行为，从而受到执法者的处罚。2009年，上海查处“黑车”（非法客运车辆）过程中发生的“钓鱼执法”，实际上就是对奖励模式认识不足的结果。上海市闵行等区为配合《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2006年上海市政府第60号令）的实施而颁布了《打击黑车有奖举证制度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凡成功举报一辆黑车，可以获得500元奖励。但是该奖励模式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激励效果，反而激励执法者的“钓鱼执法”行为。之所以发生激励偏差的原因在于，《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将现场录音、录像作为了判断车辆非法客运的有效法律证据，而正是这一证据规则使得“被钓”车主丧失了申辩成功的可能性，从而也催生了执法者的“钓鱼”行径。其实，不管是为了便捷执法而制定证据规范，还是为了激励打黑出台奖励措施，原都是为了维护客运秩序，并非出于执法单位的部门利益，其单方面均不足以促成“钓鱼”行为的发生；但是，两方面规定相结合却产生了额外的后果，最终不仅无法实现维护客运秩序的立法初衷，反而侵害到民众正常生活中的合法权益。可以说，这里的奖励模式确实发挥了激励功能，只是激励行为的方向和向量发生了偏差。[14]这一案例向我们说明，奖励模式虽然能够发挥激励功能，但实际运行中的激励效果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设计初衷，其也可能带来意外的激励后果，甚至是与立法初衷相排斥的激励后果。同时，该案件也告诉我们：奖励模式的设定必须配备一套有效的认定程序，否则奖励模式只能激发起人们对奖励品的热衷，而不会激励人们对奖励品背后的奖励目的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