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格（权）的尊重与“人类的尊严”
医事刑法的直接保护法益，肯定是以国民的生命、身体以及健康为中心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保护这些个人法益为中心，这是以基本人权为核心的《宪法》第13条尊重人格权条款的必然体现。但是，医事刑法的涉及范围，还包含着很多超越个人问题的内容。例如：人体实验中的一些问题，人体器官买卖，生殖辅助医疗延长线上的杂交体（chimera和hybria）的形成，以及利用体细胞的克隆技术来克隆人等问题，都是已经超越了个人层次的本质性问题。此外，神经科学、人体增强（enhancement）、机器人工学等新出现的问题，在不远的将来都会由伦理问题转变为具体的法律问题。应该将这些问题作为人类共通的社会问题来看待，在根本上都涉及到“人类的尊严”这一本质问题。这是与人格（权）的尊重不可相提并论的另一层次的问题。日本虽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人类的尊严”，但是在日本《宪法》第13条的基本思想中所蕴含的关于人的本质含意，与其并没有太大区别。当然，过度地随意的使用此“概念”，就会造成抽象论的问题，有时还会带来弊害。其实，“人类的尊严”并不仅仅是概念，而是既有本质性，也有具体性的实际存在的东西[8]。它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是：人拥有作为人所不能转让、也不能放弃的东西。这一点即使是在考虑后述的自我决定权的意义以及涉及范围时，也是需要留意的。
（二）法的检查与对法的检查
关于医学与法学的关系，有必要认识到“法的检查”与“对法的检查”。这一观点原本为医事法大师唄孝一教授所提倡，{6}与我的想法也基本符合。在此，我想阐述一下我对这一观点的理解。
医学与法学，自古以来就是支撑人类社会根基的“两大车轮”，估计今后也不会改变。因此，这二者在传统上就一直与某种“特权”相纠缠。所以，二者都有可能忘记原点，出现“乱跑”和“独跑”的状况。本来，用来检查医学独跑的应该是医学专家的自主规范或者医学伦理。但是，作为前提，首先要求医学专家拥有强大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其次还要求他们必须获得来自社会的信赖。但是，即使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要想实现这些期待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最终检查是否存在人权侵害，只能是拥有强制力的法的职责，这也正是国民所期待的。当然，在这种场合，刑法的登场必须在民法和行政法之后，即必须是排在最后。因为，在医疗现场总是出现搜查官也不是正常现象。所以，刑法的“谦抑性”必须要得到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