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司法的治理化形态的完整维持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在社会性质方面，乡村应该处于较少流动、均质的状态，人们有着共享的地方性知识，共同遵守地方性规范；在司法干部队伍方面，他们应当对民间习惯、风俗人情有着很好的把握，个人品德和职业道德高尚，深入群众，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人民服务。当前乡村社会不再是均质的，村民由于利益分化而日益难以达成共识，在利益面前越来越难以作出让步。基层法官日益缺乏对乡村社会风俗人情的娴熟把握，缺乏对当事人性格特征等地方性知识的有效掌握；他们也很难抱着无私奉献的态度开展工作，而越来越仅以职业伦理要求自己。同时，由于人们权利意识的增长，以及社会控制体系的松弛，越来越多的纠纷涌向派出法庭。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治理化司法，会导致当事人司法需求的扩张。基层法官越有耐心，个人道德越崇高，涌向派出法庭的案件就越多，基层法官就需要更多的耐心。如此，国家需要在每个村建立派出法庭，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面对变化的乡村社会，走向形式法治是基层法官乐意的选择。
当前乡村司法中的形式法治形态，是变迁中的乡村社会和基层法官两者“合谋”的产物。这种司法形态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合理性有一定限度。它使农民解决纠纷的成本大大增加，使乡村司法越来越文牍化，难以有效消解社会内部的冲突。黄宗智等研究指出，当前离婚的司法实践日趋程序化，其中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官僚主义原因。旧的取证和法庭调解制度，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该予以认可，而不应盲从“现代化”的法律形式主义模式。[48]这是看到形式法治形态缺陷的真知灼见。下述个案更能反映形式法治的限度：
弟弟种着父亲的地，并赡养父亲；随着父亲的劳动能力不断下降，弟弟便要求哥哥一起承担赡养责任，却又不愿意将父亲的地分一半给哥哥。兄弟俩发生纠纷，父亲被晾在一边无人赡养，村干部和司法所多次调解都无效。最后父亲到法庭起诉，法庭判决哥哥必须承担赡养义务，而对土地纠纷未加处置。判决之后，哥哥与弟弟、父亲形同陌路。他每个月将米和钱送到法庭，再由法庭送回村里给父亲，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父亲去世。[49]
当我们问法官处理时，为什么不按地方习惯将赡养义务和土地分割结合起来，法官回答说：“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不应该附任何条件。”而当提及“逆子送粮”的恶意行为时，法官说：“这种做法虽不妥，但并不违法，最多只能劝说。”显然，僵硬、教条的形式法治形态可能在乡村中导致糟糕的社会效果。
（二）“治理化”形态的合理性
对治理化司法形态，形式法治论者已经给予了充分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它有着相当合理性。乡村社会及其司法需求固然有变化的一面，但乡村纠纷的核心特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乡村社会仍然有较强的治理化司法需求。在我们看来，乡村纠纷的核心特征有两点：一是纠纷案情的“延伸性”，二是纠纷诉求的非适法性。
纠纷案情的“延伸性”[50]，是指纠纷的起因和结果不是由一次矛盾冲突、一个明确的标的所导致，而是有着复杂的前因后果和社会背景。在乡村纠纷中，无论是纠纷的起因，还是最后的解决，都要与当事人的过去状况和未来生活相结合，与村民对纠纷的整体看法相结合。同样性质的纠纷，发生在不同人身上，村民的看法和评价可能大有不同；同样的行为，当事人的性格不同，结果也不一样。纠纷诉求的非适法性，是指纠纷所指向的对象不一定是法定标的，不一定是当事人法律上的权利和法定利益受到侵害。前文提及的水某与李某的纠纷鲜明体现了乡村纠纷的特征：
水某与李某是邻居，纠纷起因于水家的水牛磨破了李家的树皮。水某是村里独户，不敢惹事，愿意赔偿。但李某向来比较霸道，他说：“树已经活不了了，你说怎么办？赔礼也不行！”水某说：“你这不是甩无赖吗？”李某听后很生气，甩手打了水某一巴掌。水某受此侮辱，要和李某拼命，但被村民劝开。回家后，他对老婆说：“你改嫁吧，我要跟他家拼了。他家只有一个独子，我拼了也值得。”[51]
水某被打一巴掌后的反应之所以这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独户处境：在村庄处于弱势地位，总是“被人欺负”，因此心理比较脆弱，尊严感也比较强。同样的纠纷发生在大姓村民身上，不计较就是“高姿态”；而如果水某不计较，就是“好欺负”，从而越发丧失做人的尊严感。纠纷案情的“延伸性”，使得乡村司法必须将纠纷放到村庄场域之中，才能获得完整认识。水某因被李某打一巴掌而扬言要杀人。打一巴掌，在法律上并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甚至很难构成独立标的。但当事人因此受了很大的“气”[52]，这个“气”不出，做人都没有尊严，在村庄生活中就没有“面子”；为了这个尊严，有时将命拼了也值得。由此可见，纠纷诉求是情感性的，而不完全具有现实利益性。但在现代司法看来，情感诉求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独立标的，不够成诉讼的理由。因此，水某被打后的诉求具有非适法性。
2004年，李某租用果村的土地开办砖瓦厂。其中的一小块地曾被张某租去养猪，合同到期后，他没有腾出土地。后来，他威胁李某，并索要一万元的“搬迁费”。张某仗着有个兄弟是混混，为人向来霸道，李某和村干部都无可奈何，于是求助于派出所。最终，在民警的调解下，李某“自愿”向张某支付了一千元的“搬迁费”。[53]
从法律上说，张某的行为属于勒索，其诉求根本没有合法性。但很多村民认为张某的“勒索”也有一定正当性。因为李某的到来，直接使他丧失了既得利益，尽管既得利益的正当性并不足（合同没有续签）。李某最终支付了“搬迁费”，主要基于纠纷延伸后果的考虑。如果他对张某的“勒索”置之不理，正常的生产生活可能遭遇妨碍和不测，而且难以预防。因为他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处境，无法确知张某何时会“下手”，预防成本太高，最终只好“花钱买安心”。派出所以“和稀泥”的方式了结纠纷，可能也是对纠纷的延伸性和诉求的非适法性综合权衡的结果。
乡村纠纷的特征，决定了纠纷可能导致无法预期的社会风险。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置，很可能导致恶性事件，甚至刑事案件；反之，连民事案件可能都不构成。正因此，乡村干部的司法必须以纠纷解决为中心，其模式与形式法治必然有所不同。纠纷的延伸性决定了司法必须从源头上解决纠纷，而不是贯彻形式法治化的“规则之治”。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与国家法律日益亲合的乡村社会，贯彻礼治规则和地方性规范常常并不具有可行性；而贯彻现代法治的规则也难以有效解决这类纠纷。形式法治化司法的标的具有独立性，在这一司法模式下，乡村纠纷的法定诉求可以得到解决，但其间接争议和延伸性争议却难以得到解决，矛盾便会在形式法治的“压制”下潜伏下来。这种矛盾可能在未来的“合适”场合，以其它方式表达出来。纠纷诉求的非适法性决定了乡村司法必须追求地方性正义，而不是普遍的抽象正义。任何人不可能生活在抽象的正义下，人们之所以可能接受抽象的正义观，往往因为抽象的正义观与具体的正义观念能够契合。现实中，“气”、“面子”等具有情感性，关涉尊严的纠纷诉求，就是村庄生活中的地方性正义，乡村司法不能回避这种正义的实现；缺乏合法依据的既得利益诉求，也深嵌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兼顾它们乡村生活才能安定和谐，乡村司法很难彻底无视这种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