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乡村干部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载体进入司法过程的情形日渐少见，他们与基层法官的关系日趋疏离。我们在湖北通山县发现，调研点周围三个村的所有村干部，居然与设在邻镇的派出法庭的三个法官均不熟识，而这三个法官已在此分别了工作了二年、五年和六年。基层法官每次下乡送达法律文书，几乎从不与村干部接触。与此形成有趣对比的是，这些村干部大多与几年前调离的老庭长非常熟悉，很多人至今还与之保持联系。这些年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基层法官与乡村干部关系的疏离，这是个普遍现象。它是基层法官司法日益形式法治化的直接结果。
（二）基层法官司法的“治理化”形态
基层法官司法的形式法治化，并不意味着它已完全去治理化，而只是说基层法官不再将治理当作司法的首要目标。事实上，他们仍然必须面对治理性目标，其司法也因此常常呈现出“治理化”形态。这在全国普遍存在，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1.“漠视”法律的调解
有一天，一个年轻农妇来法庭要和在外打工的丈夫离婚，接待的法官了解到，夫妻感情一直不错，并无纠纷，因此感觉很疑惑。面对法官询问，农妇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后来法官经过多次走访得知，原来是农妇的公公趁儿子不在家，经常占儿媳妇的便宜，儿子知道此事也束手无策。法官便将父子都传唤到法庭，告诉他们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一旦立案，父亲要负刑事责任。父子即恳求法官手下留情。法官趁热打铁，讲了一通法律，并要求父亲写下保证书；还告诉农妇，以后再遭到侵犯，就立即报警寻求保护。[37]
显然，案例中法官对成文的法律是有所“漠视”的，他关注的并不是法律的施行，而是纠纷的解决及其社会效果。他要让农妇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还要维护其家庭的基本和谐，因此没有简单地遵循法律。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不忘普法，但普法的目的在于让当事人接受治理结果。换句话说，法律只是法官的司法策略和技术的一部分。应该说，类似做法在当前基层法官的司法过程中虽不断减少，但仍然比较常见。
2.送法下乡
村民王某因土地承包与村委会发生纠纷，镇干部多次调解无效。2007年3月，王某到法庭起诉了村委会。镇干部得知后，告诉法官该镇类似的土地承包纠纷不少，并建议法官公开审理该案。法庭采纳了镇干部的建议，4月的一天在村委会院内公开审理了该案。附近几个村庄的100多名村民自发前来旁听。庭审结束后，法官向村民们指出了该案的法律要点，讲解了相关法律知识，并耐心解答了村民们的疑惑。事后几周，镇干部将全镇其它类似纠纷轻松调解妥当。[38]
案例中基层法官的送法下乡，目的是促进乡镇政府调解纠纷、维持稳定。送法下乡在当前乡村司法中仍然较为常见，但具体情形与十多年前已有所不同。十多年前，苏力调研发现，基层法官常常被当作基层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当前的送法下乡，基层法官处于较为独立的地位，其送法下乡行为往往基于乡镇政府的邀请，而乡镇政府并没有制度上的资源，主要依赖非制度性的人际关系。当乡镇干部与基层法官没有特殊交情时，基层法官可以司法制度拒绝乡镇政府的要求。总体而言，基层法官在送法下乡行动中越来越消极。
3.选择性立案
基层法院常常会将那些依法审判就与政府治理目标相冲突的案件，通过“立案的政治学”手段拒之在法庭门外。汪庆华研究认为，基层法院对于自己难以控制社会效果的行政诉讼案件，往往采取“选择性司法”的方式不予立案。[39]在乡村司法中，法院为了自我保护、因政府机构压力、因某些个人因素也可能不立案，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一些高度敏感的案件，如世纪之交的农民负担案件、目前的征地纠纷案件。最高法院从1993年开始多次下文明确指出，地方各级法院对于农民不满行政机关加重税费负担的，可以受理。[40]但基层法院几乎从来没有受理过。
4.案外协调
邵阳某县法院2004年9月受理了47名村民诉某镇政府违法收费群体诉讼案，2006年5月受理了村民张某诉某镇政府拖欠建筑款案，都以案外协调方式，使镇政府认识到其行为违法，主动退费或支付款项，使原告在合法权益得以维护情况下撤诉而结案。[41]
基层法院常常会将那些依法审判就与政府治理目标相冲突，或让政府“难堪”的案件，通过案外协调的方式予以解决。其具体范围包括行政诉讼案件、群体诉讼案件、“涉府”案件、涉及与法律相冲突的风俗习惯的案件等。[42]案外协调通常既可以保护农民利益，又能照顾政府的“面子”；法院既履行了法律的职责，又可以完成治理任务。
5.委托调解
2007年7月，村民王某因相邻关系起诉同族兄弟王某某。十年前，王某某将房前原被规划为公共道路的水塘垫平占用，不让王某通行。为此，两个家庭吵吵闹闹了近十年。法院受理案件后，委托村、镇两级组织协助调解。法官和乡村干部一起，到当事人家里察看现场、展开调解，最终化解了矛盾，王家两兄弟握手言和、冰释前嫌。[43]
委托调解的依据是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它规定法院可以邀请其它组织协助调解，也可以直接委托其它组织调解。目前，河南省、安徽省、上海市等都在辖区内专门推行了这一制度。委托调解制度具有明显的治理化特征，在一些学者看来，无疑是为“行政干预司法”开了方便之门。
此外，参与“大调解”机制也是一种司法治理化形态。大调解机制一般由政府主导，以社会稳定为目标，强调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基层法院（法庭）的参与，显然需要服从政府的治理逻辑。
对于基层法官来说，只要将社会效果作为司法的重要目标之一，那么非法律的因素就可以合理、合法、制度性地进入司法过程。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相互缠绕，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相互竞争，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无法厘清。这样，基层法官的司法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治理化”形态。
（三）乡村干部司法的治理化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