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不同样态的检察官，其保障方式也不一样。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是国家的公务员，且为公益代表人，具有较浓厚的司法性格，因此多半赋予身份保障。而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直接由律师担任，并没有特别的身份保障。不论是在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都要求检察官应有公正及公益义务，但何以大陆法系国家赋予检察官特殊的身份保障，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否？首先，与检察机关的组织架构有关，即达玛什卡所谓的“科层式组织架构”或“协作式组织架构”。[20]大陆法系检察机关为上下阶层分明的组织架构，有专业的检察官员，检察官在检察长的指挥下工作，强调上命下从的检察一体原则，因此检察官也较容易受到干扰，较难客观公正地行使职权。其次，与民主化的程度有关。英国因为检察官并未享有公诉独占权，且另有自诉制度以为平衡，兼以检察制度生根未久，对于其检察官受制于上级机关的情形，较难观察比较。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检察官，或系来自政治任命（联邦检察官），往往获有层峰的信赖与赏识，则将因理念不合而去职视为理所当然之事；或系来自选举（地方检察官），而具有浓厚的民意基础，则因为有任期的因素（任期保障），检察官并不期待久任其职，因此对于外部的抗压性相对较大。在素有民主素养的英美法国家，国会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检察官提供了支持后盾，弥补了检察官身份保障不足的问题，于是检察官身份保障的问题压根就不存在。反观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因为民主化的程度不如英美法系国家，又因多由考试录用，检察机关自成一个几近封闭的专业团体，检察官身为职业官僚体系的一员，久居构架之中，少有来自外界的交流与支持，其耐受力难免较弱，于是，即不难想象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情形。因此，必须给予检察官身份保障，使其无后顾之忧，客观、公正行使职权。[21]
我国于清朝末年法制改革后始仿效日本之制采用检察制度，[22]而日本是于明治维新时仿法国立法例而引进检察制度，因此，从历史渊源上看，我国属于大陆法系自是无疑。我国的检察官承继大陆法系的传统，从纠问法官分权而来，并不定位为单纯的诉讼当事人，而兼有自侦案件侦查主导、起诉独占、审判监督、执行监督之多重任务，其法守护意义重大，具有防止“警察恣意”及“裁判恣意”之双重监督功能。而且，我国检察机关的组织架构是“科层式组织架构”，上下阶层分明，有专业的检察官员，强调上命下从的检察一体原则；再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都无法像英美法系国家一样从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检察官，而只能以专业知识考试选拔优秀者充任检察官，因此如上文所述，我国检察机关如同大陆法国家一样，自成一个几近封闭的专业团体，检察官耐受力较弱。更何况，从我国宪政角度以观，我国检察官适宜定位为司法官。我国宪法并非采取“三权分立”的模式，而是采取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制，检察院的法律地位是与法院、国务院平行的“法律监督机关”，互不隶属，且与法院同为司法机关而“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因此，在宪政体制之下，无论检察官如何定位，都不可能将检察官划归为政府之下的行政官，否则于法无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