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各国对于姓名都有十分完整和严格的管理制度。虽然个人可以变更姓名，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姓名权属于个人，但管理属于国家。不能因为法律制度的禁止就认为是侵害私人的姓名权。
三、姓名权的权利属性
姓名权是否是一种人格权，或者说它是否仅仅是一种人格权？它与其他的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有什么不同？对此，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姓名并非是人的身外之物，如同一件东西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而是使人个体化的一种标志、一个象征，所以它是个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一种人格财产。因此，姓名权本质上是一种人格权，即在一个人的直接存在以及他的个人生活范围内，承认他不受侵犯的权利。[7]我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及司法实践一般也认为，姓名权是一种人格权。
我本人对此有自己的疑问，我认为，姓名权不仅是一种人格权，同时也具有身份权的特征。理由是：
（一）从立法例上看，德国、瑞士等国家的民法典并没有将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作为权利来对待，而是将其作为法益规定在其侵权行为保护的范围中
但却明确规定了姓名权，德国学者拉伦茨还特别指出：（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列举了四种在受到侵犯时就完全同权利立于同等地位的“生活权益”，即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在它们受到侵害之虞时，司法实践准许提起除去侵害之诉，在继续受到侵害时，准许请求停止侵害。这样并不是说，有一种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并把这种权利与法律承认的人格权并列[8]。而拉伦茨与梅迪库斯坚称其民法典第12条的姓名权属于第823条中规定的“其他权利”，要受到第823条的保护。[9]但令人费解的是，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之于人的意义，要比姓名重要得多，为什么《德国民法典》认可了人对于自己姓名的权利存在，反而要将“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放置在权利的范畴之外呢？[10]
有的学者这样来解释“受法律保护”的对象与“权利客体”之间的区别：人应该是权利的主体，客体作为权利所指向的对象，它必须是人以外的事物。否则，假如它成为了人的组成部分，那么权利就将回指主体自身，导致主体与客体的混同。这就意味着权利在这里的存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法律对于人的保护，就足以实现人对于其组成部分的享有。近代民法在“属于我们的东西”上，刻意地强调权利与非权利的区分，是出于这样一个观念：人是民法的目的，民法首要的目的，即是人的保护。在人的保护中，那些内在于人的，因人的存在，就会当然存在的“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自然就隶属于“人本体的保护”范畴。法律保护人，就是在保护那些“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而那些外在于人的，并不会因为人的存在而当然属于人的“我们所负担的东西”，则需要用权利把它们与人连接起来，通过“权利的保护”，使之成为在法律上属于人的事物。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近代民法在规定了“姓名权”，却拒绝将更为重要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规定为权利的原因。正是由于后者对于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才使民法将它们确定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价值，看成是人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比较而言，姓名与人的距离则要远得多。姓名之享有，与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也无太大的联系。这就使得民法可以将姓名看成是人以外的事物，从而可以成为人的权利。[11]我十分同意这一解释的方法和理由。姓名的确是人的身外之物，因人的取名和长期使用而成为人的标志，但这种标志与其他人格利益差别太大。姓名没有惟一性的特征，许多人会用同一姓名，而其他人格利益却不同：几个人一条命的情况没有、几个人一种名誉权的情况也没有。这也说明，姓名属于人的身外之物。仅仅是因为长期使用而成为人的标志，成为标表型的人格权。
（二）从姓名的产生看，姓名权似乎完全不同于其他人格权
首先来看看德国的情况。在德国，一个人的姓名是由姓（家族名称）与一个或者几个名组成。从魏玛帝国宪法时起，贵族称号就成为姓的一部分。姓可以是出生姓氏，也可以是婚姻姓氏。出生姓氏是一个人出生时依血统关系而取得。婚生子女以其父母的婚姻姓氏为其出生姓氏；而非婚生子女通常以生母的姓为其出生姓氏。在《改革婚姻法和亲属法的第一部法律》与1976年7月1日施行前，婚生子女总是冠以父姓，这种规定违反日益强烈的男女平等的原则。现在成为标准的《标准的婚姻姓氏》是他们结婚时共同采用的“共同的姓氏”。在过去，妻子随着结婚即失去其原有的姓，同时取得丈夫的姓。现在夫妻结婚时，可以向户籍官表明以丈夫或者妻子的出生姓氏作为他们的共同姓氏。在他们没有作出决定时，丈夫的出生姓氏自动作为他们的婚姻姓氏……。[12]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情况。夫妻结婚后，妻子不可以选择姓氏或者保留其出生的姓氏，而必须要用丈夫的姓氏。尽管已经出台了改革的方案，但人们还没有看到希望。这一点是否违反《宪法》第13条还有疑问。在不认可夫妻别姓的现行制度下，很多因婚姻而改变姓氏的妻子不得不把原来的姓氏作为通称使用。一般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解决问题，但当妻子是公务员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在一个著名的“关口案”中，身为国立大学教授的原告，对于限其使用原来的姓氏的大学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认定国家负有允许其使用原来姓氏的义务，并以姓名保有权受到侵害为由请求损害赔偿。原告主张，作为人格权内容的组成部分，拥有保持自己姓名的权利受日本《宪法》第13条的保护。东京地方法院指出：为了把握公务员的同一性，使用其户籍上的姓名具有其合理性，而且在公务员中，把旧姓作为通称使用的情况还不能说很普遍。因此，不能支持原告的有关姓名保有权受宪法第13条保障的主张。因此，驳回了原告的主张。[13]虽然日本有的学者当时指出：如果10年后再回头看本案的判决，恐怕谁都会看到本案在人权问题上的狭窄视野和对社会变化反映的迟钝，谁都会感到明显的不和谐。但10年过去了，这种预言没有实现。[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