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德国刑法学近现代以来基本上围绕客观主义（说）与主观主义（说）的刑法学说而展开。客观说的基本观点乃是：犯罪的核心在于，行为人之行为从外部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法益（法益侵害说）；只有在行为人的内心看法能够使该侵犯行为归责于个人时，这种内心想法才值得法律关注。法律必须保障的，无外乎是有序的个体共同体生活和他们的自由空间，违法则表现为对这种状态所造成的事实上的损害。主观说则认为：犯罪可以解释为不是对特定个体生命、利益的侵犯，而是违反了服务于共同福利的行为规范，违背了全体附加于个体的义务；比外部结果更加重要的是产生行为的内心活动，是通过犯罪得以实现的对合法思想的基本价值的背离。作为主观主义代表学说的目的行为论认为，当法律被制定用以持续地影响社会秩序时，就必须对人的意志提出要求，而偶然发生的结果则不可能被禁止。因此，犯罪就是违反了受保护的规范的行为（规范违反说），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处罚，并不取决于是否出现违法结果或者违法结果发生的危险。[3]
由此，关于未遂的处罚根据也可以分为客观未遂说与主观未遂说。客观未遂说认为，未遂是以实现犯罪为目的的外部行为，具有客观危险性，只有当某一行为违反了或者威胁到了法律，它才是外部违法的；如果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违法行为，或者结束后应该且可以产生违法结果，那么这样的未遂行为就应当受到处罚。主观未遂说则认为，当行为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要求时，其违反受保护规范的行为就已经存在着刑法上的重要不法，至于是否造成对法益的具体侵害或者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并不重要，此时行为人之未遂行为就应当受到处罚。[4]客观未遂说与主观未遂说的论争导致了两种对立学说的折中调和，因而出现了所谓的“折中的未遂说”，该说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先是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其后则必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内容。[5]
（二）我国见解
我国关于中止犯的处罚依据讨论不多，但是根据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主客观相统一的罪责理论乃是中止犯刑事责任的唯一正当依据。之所以我国刑法并不完全免除中止犯的刑事责任，是因为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确定某一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关键要看行为人之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如果某一行为已经符合犯罪构成，则除非刑法有特别规定，该行为必须受到刑事处罚。犯罪中止之行为人既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又有客观上的犯罪行为，虽然没有出现具体而完整的犯罪侵害事实，但行为人之行为已经符合修正的犯罪构成，[6]故不能完全免除其刑事责任。此外，立法者还认为，应当按照具体行为之“社会危害性”程度来确定中止犯之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处罚。换言之，某一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关键还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只有当行为人之行为同时符合以上三个特征时，其才会受到刑事处罚。就犯罪中止而言，当行为人着手实行犯罪，但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行为人停止继续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在犯罪行为完成之后，危害结果出现之前，有效防止其发生，此时行为人之行为虽然违反了刑法禁止性规范，具有刑事违法性，但如果行为人之行为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则还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第2款之规定，此种情况下对行为人“应当免除处罚”。[7]当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后，虽然在结果发生前停止继续犯罪，但是仍然造成了一定损害事实，则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刑事责任，不过应当对其予以减轻处罚。[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