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命题，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建设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仅从刑事法治对社会管理创新如何回应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内容还很不成熟。另外本文着眼于从宏观上的刑法发展方向提出建议，对于刑法理论和实务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如对于网络犯罪特殊犯罪手段的规制、有组织犯罪的分化打击、罚金刑的扩大适用以及监狱管理的科技化等，这些也都属于社会管理创新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因篇幅所限，本文尚未能涉及。希望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绵薄之力。
【作者简介】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冉，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刘旺洪：《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载《法学》2011年第10期。
应松年：《社会管理创新引论》，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6期。
赵秉志：《现代刑事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储槐植：《认识犯罪规律，促进
刑法思想现实化》，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马克·安塞尔：《新
刑法理论》，卢建平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0页。
高铭暄：《
刑法肄言》，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页。
叶良芳：《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证成和规范构造》，载《法学》2011年第2期。
参见《“醉驾入刑”元年河南全省涉酒交通事故下降四成》，载http：／／news．dahe．cn／2012／01—20／10105857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2月20日。
周光权：《刑法学的向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前引，第58页。
周永年、杨兴培、谢杰：《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现实化路径》，载《法学》2010年第2期。
刘仁文：《当代中国
刑法的九个转向》，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社会总体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标准。新华社调研小分队：《内地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载《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0日。
曹立群、周愫娴：《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付子堂、常安：《民生法治论》，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卢建平：《加强对民生的
刑法保护——民生
刑法之提倡》，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2期。
我国留德学者李海东把历史上的
刑法根据国家与公民在
刑法中的地位划分为两种类型：国权主义
刑法与民权主义
刑法。
国权主义
刑法的基本特点是，
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国民的行为，而保护国家的利益。而民权主义
刑法，是指以保护国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限制国家行为的
刑法。李海东：《
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庞凌：《权利、自由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载《法学》2011年第10期。
夏勇：《民生风险的
刑法应对》，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高铭暄：《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正当性理论研究》，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4期。
前引。
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前引5]，第17页。
参见《中国人口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72.5岁，增加0.5岁》，载http：／／news．qq．com／a／20070530／00189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2月20日。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49条第二款。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5款即明确规定：“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
陈晓明：《恢复性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虽然有学者如霍华德在90年代就认为“恢复性司法可以成为现行刑事司法的全功能替代模式”，但这只是学者的激进观点，并未曾付诸实践。
“社区”这个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于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
1993年到2003年之间，各种城镇社区服务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和便民利民网点）从8．9万个增加到19．6万个。参见李培林：《重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载《人民论坛》2005年第10期。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5／15907／140602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2月28日。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有258个地（市）、1998个县（市、区）已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乡镇（街道）覆盖面达57％，北京等11个省（区、市）已经实现辖区全覆盖。全国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57.7万人，累计解除矫正30.7万人。据统计，在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仅为0.21％，远远低于在监狱服刑罪犯8％左右的再犯罪率。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一）》，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6期。
高铭暄、苏惠渔、于志刚：《从此踏上废止死刑的征途——〈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死刑问题三人谈》，载《法学》2010年第9期。
《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适当削减死刑罪名。《修正案（八）》取消了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的13个经济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这是我国97
刑法颁行以来第一次在立法上正式削减死刑罪名。（2）限制对某些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的减刑，延长其实际服刑期限。据此，《修正案（八）》将死缓犯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刑幅度由“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适当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原
刑法第
69条的规定总体上是适当的，但实践中有一些犯罪分子一人犯有较多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总和刑期较高，如果最高只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当适当提高这种情况下有期徒刑的上限。据此，《修正案（八）》规定，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决定执行的刑期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决定执行的刑期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3）完善减刑的规定。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由“不能少于十年”改为“不能少于十三年”；对限制减刑的死缓犯，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再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二十年。（4）完善假释的规定。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假释前的实际执行期限由原来的十年以上改为十三年以上；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参见高铭暄、王秀梅：《论死刑控制的路径选择》，载杰罗姆：柯恩，赵秉志主编：《死刑司法控制论及其替代措施》，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