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无论是民生刑法还是民权刑法，都是要将公民权利的保障放在重要位置。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形态的不同，归根到底是由—定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阶级斗争时期，阶级矛盾无疑是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所以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保障社会秩序，选择国家为出发点的国权主义刑法也是被客观所决定的。[20]然而，随着社会发展，阶级矛盾的消失，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凸显，保护国民利益遂成为刑法的重要任务。面对当前社会分层现象严重，强权与弱势的对立逐步加剧，司法信任危机已经渗透到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一旦作为社会保护最后防线的刑事法治名存实亡，那么社会管理必将走入绝境。当下我国出现的很多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严重社会冲突等，常常都是因为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的基本人身权、财产权、政治参与权利及自由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引起。[21]因此在未来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应当侧重对权利缺失群体的利益保障，适当向弱势群体如向农民工群体、环境污染的受害者、食品安全的消费者等倾斜，从而将保障民生落到实处。这包含了立法中如何考虑民生的范畴、如何确定哪些危害民生的行为是需要刑法介入以及如何设置刑罚、司法中如何对民生犯罪进行定罪以及如何量刑等一系列的问题。
对于民生的刑法保护，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保护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这种基本需要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和条件的提高也会发生变化，正如有学者形象地将工业社会物质短缺期的需求比喻为“我饿”，将风险社会科技引发危险威胁期的需求比喻为“我害怕”。[22]立法者和司法者，只有把握了这种主流需求，才能使刑法的发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部真正保护民生的刑法。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其第4条指出，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要全面、客观地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形势，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注重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随着我国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升级，食品领域、交通领域、医疗领域不断发生的恶性事件，使得刑法的介入日益提前，前不久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能体现刑事立法保护民众社会安全感的立法。不仅对一些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例如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的犯罪，恶意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犯罪等；而且对一些有关重大民生的犯罪从实害犯提升为危险犯，例如调整了生产、销售假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降低了入罪门槛。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这种立法趋势还有可能在更多民生犯罪领域展开，这就涉及到立法如何回应民生需求的问题。
对于传统犯罪如杀人、伤害、盗窃犯罪，刑法强调的是实害结果，即犯罪分子给他人的利益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实际损害。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科技的发展使得食品、药品以及交通都充满了更多不安全因素，等待实害结果发生再去惩罚，往往为时已晚，代价惨重，因此，刑法必须对超越可允许的危险行为提前进行规制。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坚持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在理性的立法中，仍然必须审慎考察某一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犯罪化的程度。一般来说，当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大，刑法介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刑法的介入中，必须贯彻目的正当、手段必要、符合比例的原则，处理好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这二者并不冲突，为了保障安全，对个人自由的适当限制是必要的，但同时为了保证自由，限制也是有限度的，如“被允许的危险”理论，仍然赋予了个人在风险社会下的自由，对自由的限制不仅是为了社会利益的实现，也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保护。
此外，在对这些有关民生的犯罪予以犯罪化时，必须考虑立法上是否具有紧迫性。以醉驾行为的入罪来说，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是一种极端漠视公共安全、超过了可允许的风险的行为，因此将其犯罪化处理是合适的。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与醉酒相当的吸毒驾驶，立法将醉酒驾驶做入罪化处理，却未将吸毒驾驶作入罪化处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吸毒驾驶这种行为不具有普遍性，而立法者只能决定将多发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作犯罪化处理。[23]
（三）“刚柔并济”，坚持以人为本
社会管理的实质在于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依托法律的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24]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其宗旨在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而刑法的根本在于惩治和预防犯罪，“犯罪是人实施的，刑罚是科于人的。因此，作为刑法的对象，常常必须考虑到人性问题。”[25]在现代法治语境中，刑法是具有强制力和暴力性的公法，但是单纯的强制力只会造成刑罚的残酷和无效，因此，“刑事政策中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刑事司法中的适当程序原则的保障、科学主义刑法的合理化及刑事政策中的法治主义的指针，已经成为现代刑事政策的指导理念。”[26]赋予刚性的刑事法治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可以强化公众对刑法规范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奠定公众对刑法规范的内心忠诚而非心理恐惧，从而保证现代刑事法治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应有功效。我国刑法历来重视对犯罪人的人文关怀，在刑法中设立了一系列针对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