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民主还是自由，卫政终究是为了全体人民的事业，也只有人民自己出来推动才能进步。不错，人民是不可靠的，但是和官员相比，笔者还是宁愿把信心放在人民这里，因为目前和官员谈卫政不啻与虎谋皮，人民则毕竟是可以被说服的，因为卫政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人民很悲观，对政府倒是抱了很大的希望，动辄教训说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只能通过渐进、有序、可控的改革去逐步实现”，需要“具体的、可操作的可行方案” [14]，但是抛开人民之后，这些高明的方案到底在哪里呢？至今还没有看到。难道是因为中国官员和知识精英都特别无能，看不到这些“可操作的可行方案”吗？官员为甚么要让这些方案变得“可行”或“可操作”呢？今日偌大中国又去哪里找一个自上而下立志改革的领导？这种期盼蒋经国或戈尔巴乔夫（MikhailS.Gorbachev）的心态和当年期盼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的“救星”情结有甚么本质区别？没有人民的压力和呼应，又有谁敢做这个改革“救星”？如果哪天这个人真的出现了，难道就一定是自由主义的福音吗？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精英自由主义是无法面对这些问题的。自由主义对个人判断的不信任是现代卫政分权理论的起点，但是发展到极致却情不自禁地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甚至蜕变为少数独裁者的帮凶。这不能不说是自由主义的反讽。事实上，自由民主对人性的认识更加平和。它从不绝对相信任何人，但是在总体上，自由民主对所有人都赋予一种有限信任。正是人的内在德性使民主自治成为可能，而人的内在弱点则不仅使制约民主成为必需，而且也进一步凸显了公民共治的必要性。过度怀疑人的理性能力──尤其是普通人的理智，最终只能堕入专制。当然，民主是有条件的，缺乏民主历练的中国大众未必符合大规模民主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能力去理智决定自己身边的那些人和事。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让人民在其力所能及的民主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而绝不是以他们缺乏参政议政能力为借口一概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改革的无数次失败最终都是因为缺乏足够强大的民间支持。中国文人的自命清高真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改革失败了一个多世纪，屡次碰得头破血流尚不知悔改，还要变本加厉地轻视人民；保守派敌视不说，改良派也一如既往地鄙视。如果人民太愚昧，不足以支持精英高瞻远瞩的改革，就不让他们行动，那么他们甚么时候才能从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中学到经验并脱离愚昧呢？不让人民在实践中教育自己，他们将永远愚昧下去；没有人民的支持，改革只能永远失败下去……中国人已经押了一个多世纪的床，手运一次比一次差，难道还要再把自己的命运全部押在宫廷斗争的赌桌上吗？
自绝于人民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只能有两种出路：或者让自己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或者自觉不自觉地和独裁同流合污，而后一种似乎是精英自由主义的自然倾向。一旦蜕变为少数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中国式自由主义只能激起多数民众的进一步反感。要走出少数独裁的泥潭，中国的自由主义精英必须放下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认真对待大众民主，妥善界定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权利边界。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不等于这个国家就应该让少数人来统治；坚持多数人统治，也不等于民主就是“民粹”或侵犯少数人的暴民政治。
在自由民主国家，自由和民主对立很正常，因为整个国家已经建立在卫政基础上，而卫政内部会自然生成自由、平等、民主等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但是在今日中国，两者决不能对立，而是要相互扶持，因为我们甚么都没有，哪里来的对立呢？自由和民主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集权专制，只有联手结盟才能驯服这个强大的对手。再这样胡搅蛮缠相互纠结下去，最后的下场只能是双双被共同的敌手所同化或制服。只要愿意面对今日中国的真问题，温和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上述各自的前两种立场）是没有理由不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真诚合作、共赢发展的。至少，两者应该是盟友，而非敌手。只有两者联手，中国的卫政改革才有希望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