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自由主义说得不错，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但国家统治的技艺正是在不可靠的所有人之上建立一种相对可靠的统治制度。在此有必要复述麦迪逊在《联邦党文集》第五十一篇的至理名言：正是因为人民不是神，因而才需要政府统治；也正因为官员不是神，因而政府需要人民监督 [13]。问题在于，美国的自由立卫者认为，人民监督的首要机制是民主选举，只不过靠人民监督官员不够，还需要官员监督官员的分权机制；但是到了中国这里，自由主义似乎就剩下对人民的不信任──因为人民不可靠，至少目前还不能让他们参与政治。虽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嘴上说任何人都不可靠，但是实际上对社会大众尤其防范。既然人民不值得信任（甚至很危险），他们就只能继续接受政府和精英的管教。这个出发点注定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只能寄生于专制主义，而且愈是得罪大众，就愈是要仰仗专制者的鼻息。所有专制独裁的认识论根源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信任乃至鄙视人民。既然大众都像孩子一样经常会受到蛊惑并走火入魔，他们便既不能有言论自由，更不能搞民主选举。
笔者未必反对“先自由，后民主”的路径，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人民行使的政治自由，而这种自由起码是要建立在言论与新闻自由基础之上的；如果人民连基本真相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对公共事务做出理性决断？然而，笔者反对以“自由优先”为名割裂自由和民主的关系，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这样会彻底葬送中国的自由主义，就和民初的民主实践缺陷最后葬送了中国的民主一样。自由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没有民主的“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如果在现体制下，这样的“自由”在效果上只是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让多数人认为它只是贪官的自由、奸商的自由、罪犯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主义能为多数民众所接受吗？难道自由主义理念（或任何理念）能在没有制度实践带来实惠的情里下，光凭学者的“三寸不烂之舌”灌输给民众吗？没有民众的自觉推动，光是知识精英的呼喊和个别改革官员的引导，这样的“自由”有能力把中国带向“民主”吗？没有至少有限度的民主参与，自由主义首先失去了根本动力，成为知识精英画饼充饥的空中楼阁。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动辄拿十八世纪英国、今天的新加坡及香港区区几例作为“先自由，后民主”的代表，其实这些国家或地区即便“专制”，也绝对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民主。自1215年《大卫章》（MagnaCarta）颁布起，英国的民主参与就在贵族与国王争权夺利中不断扩大，即便在十九世纪普选之前也不能说没有小范围的民主参与。今天新加坡和香港的选举状里确实不理想，但是新加坡没有反对党吗？香港立法会没有反对派吗？他们的不民主和我们这里的不民主是一回事吗？如果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没有一点参与，社会反对派的声音完全没有融入制度框架，他们的官员怎么还能做到相对清廉？难道百年殖民就能把人变成上帝吗？其实按照哈耶克（FriedrichA.vonHayek）或波普（KarlR.Popper）那样的经验自由主义，自由也是要按层次渐进推动的。不是先有了完全的自由，然后才实行民主；两者之间不仅不对立，而且相辅相成、循环递进。自由有助于推动民主，民主反过来扩大自由。今天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是没有民主就很难推进，因为没有一点民众的压力，官方不会自动拥护真正的自由主义。在这个意堃上，中国的改革确实是民间“倒逼”出来的。
四、结论──自由与民主是盟友而非敌手
鉴于中国当前状里，笔者更支持“先民主，后自由”的改革路径──不是指现在就全面实行普选，再来推动自由，而是中国改革早已遭遇民主瓶颈，因而下一步应该推动有限范围的民主选举及其他民主参与，并在此过程中让人民自己体会到自由的好处。在这个意堃上，笔者支持孙中山提倡的“训政”，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必马上直选，但是应该尽快在党内和基层实行直选。目前中国民众还不能理智判断主权、统一、族群等大问题，贸然扩大民主很容易造成蛊惑人心的极端民族主义得势，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人民也没有能力理性判断直接影响自己的民生问题。对待人民就和对待任何个人一样，我们既不能盲目自信，也不能盲目悲观。只要把民主参与控制在有限范围内，自由主义者是没有理由恐惧民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