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若不及时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官员腐败愈来愈广、人民怨气愈来愈重、舆论限制愈来愈严、“不明真相的群众”愈来愈多，那么“文革”就真的近在咫尺了。到时候，左派要篡权闹革命，或依托某个“救星”高调“唱红打黑”，右派则死守排除民众参与的既有政治体制，这样就产生一种“趋同”现象：左右两派看上去打得不亦热乎，实际上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政府权力靠拢，最后中国不只是输了民主，也输掉了自由。国家主义、集权主义本是左派的天性，但是左派现在也患上“民主恐惧症”的右派病。这就是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的国家，右派精英的“自由”和左派愤青的“民主”（或“民粹”）在愈演愈烈的口水仗中一同走向威权主义的“殊途同归”。
三、人民靠得住吗？质疑精英自由主义
在一个既得利益绑架改革的时代，人民无疑是推动良性改革的根本动力，但是这个常识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人民”自己似乎出了问题。右派天然畏惧大众；左派则只是打着“人民”或“民主”的旗号，心里明白这个虚无缥缈的抽象符号只有利用价值。改革确实需要人民推动，但是人民自己靠得住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极左和极右自不必说，也不值一驳，但是即便最同情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似乎也是否定的 [9]，这就值得警惕了，因为他们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中最理性的一群人，甚至代表了中国卫政改革的希望。这些温和自由主义者看起来只反“民粹”、不反“自由民主” [10]，但是其骨子里的精英气息使他们的主张成为实际上的反多数、反民主；或者说他们所支持的“民主”确实像某些左派指责的那样，是无效、无用、“无牙”的民主。譬如他们批判的一种观点是“以为民主就是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是一团糟的民粹民主” [11]。他们似乎可以容忍“一人一票”，但是由此选举产生的立法者却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制订约束所有人的法律，否则就成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粹民主”。多数人的意志确实未必在所有情里下都是正当的，卫政的作用正是防止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剥夺任何人的基本权利，但是一般认为“多数暴政”仅限于例外情里，卫政国家的日常规则仍然是“民主加法治”，也就是由民主程序制订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法律来统治社会。如果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法律实际上不能统治，那么还要法律干甚么？
精英自由主义之所以反对多数主义民主（或“民粹”），大致有如下理由。首先，人民不仅一点也不“神圣”，而且根本靠不住，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纯粹理性逻辑，任何人都不是神，因而都是靠不住的，作为凡夫俗子（而非抽象意堃）的“人民”自然也靠不住。既然人民和独裁者、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一样靠不住，可见问题根本不在于谁统治，而在于如何统治。对于青睐法治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良治当然不能依靠任何人，而是得依靠法律、制度。在改革三十年后形成的法治主义一统语境下，这一套早已是老生常谈。它的致命缺陷在于孟老夫子两千多年前精辟指出的“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法律”、“制度”都是没有生命的人造物，需要人的努力才能得到实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此之谓也。那么多年空谈法治，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却难以落实，根本原因何在？无非是控制国家机器的既得利益者不想落实，而本来可以从良法中受益的多数人只能无可奈何地“围观”。不靠人民（即社会多数人），对人民有利的制度、法律如何形成？形成后又有甚么力量推动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