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均富左派”，主要特征是认为当下中国贫富差距太大、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又译坚尼系数）太高，因而首先需要劫富济贫以均贫富，走到极端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在此且不深究其所主张的手段是否正当，至少有限平等和均富的诉求并不存在正当性问题。你可以说简单均富是不理智的，不利于多数人或社会下层的长远利益，譬如推行“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结果是让每个人都变得更穷，但这类论点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社会大众好，争论的只是真好还是假好、一时好还是长期好的问题 [4]。我们不需要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如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份子）或膜拜工农的变异心态（如陈独秀、李大钊），就能认同一个正当国家的职能和基本立场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建立国家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促进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吗？一个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建立的国家至少要保证多数人基本体面的生活，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
二是“草根参与左派”，基本主张是反对精英政治，并把基层民众作为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大众普选、全民公决或创制，乃至街头运动来实现左翼目标。这类主张本身可能是激进、幼稚甚至离谱的，譬如用古雅典抽签选官的“真正的民主”代替纵容精英“腐败”的现代选举民主 [5]，但它们没有必要一定是激进或离谱的。草根参与完全可以被纳入卫政与法治的轨道，成为和平、有序、渐进改革的根本动力。毕竟，人民的利益不靠人民自己出来维护，难道还能靠好心的统治精英替他们做主吗？
如果以上两类人就是中国的“左派”，那么笔者自己也至少是半个“左派”。呼吁保护农民的利益、被拆迁户的利益、上访人的利益，不正是要保护当今中国多数人的利益吗？支持大众参与选举并积极独立参选，提倡保障公民在卫法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不都是在鼓励平民百姓的政治参与吗？可惜中国的多数左派似乎并不满足于以上的理性诉求，而往往诉诸以下更为激进的表达形式。
三是“国家主义左派”，主张依靠政府而非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左翼理想，有的甚至鼓吹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让国家代表多数人（无产阶级）对少数人（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左派具有国家主义的天然倾向，虽然他们喜欢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上，但是在他们眼里，“人民”中的多数实际上是孱弱无能、目光短浅，甚至完全沉默、令人失望的，不足以认识并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尤其在非民主国家，不仅人民没有民主参与的习惯，而且有名无实的选举制度本身使得参与的代价相当高昂。这也是为甚么只有非民主（或民主不成熟）国家才会发生革命，否则马克思的逻辑是说不通的──既然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大众普选等社会民主纲领显然是成本更小也更有效的夺取政权方式，为甚么还要搞暴力革命呢？自圆其说的解释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和虚假的，其潜台词其实是“无产阶级”是一伙没有受过教育、特别容易受骗的草根群氓，因而只有在一个先进政党的带领下走向革命。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的国家革命理论，仅适用于当年中、俄等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落后的传统威权国家，而革命后建构的集（极）权主义国家秩序往往只是滋生了新的精英统治集团，恰和普惠大众的左翼理想背道而驰。
四是“文革左派”，其特征是崇尚文革时期对领袖个人的顶礼膜拜，认定某位领袖就是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救星”。如果“国家主义左派”可能还认可组织原则，那么“文革左派”则把民主、法治、程序正堃等所有原则都视作妨碍实质正堃和个人崇拜的绊脚石，推崇赤裸裸的人治。毋庸置疑，高尚的人格是有感染力的，人格崇拜可以说是人的天性，这也是为甚么人格化的基督教上帝比非人格化的儒家“天道”更容易为人所接受。然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危险的。尤其在民主渠道不通畅的威权国家，人民无法通过卫法规定的各种权利和制度表达并实现自己的诉求，经常陷于无力、无助、无奈，很容易从无所不在的抑郁中产生“救星”情结；而威权体制恰恰御用新闻机器、限制言论自由、人为“造神”并封杀一切负面信息，从而为文革式政治动荡培育了丰富的社会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