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若将法律行为排除于规范之外，如苏永钦教授所指出的，“则法官很可能在客观法中找不到可适用的规范时，跳过契约去造法，而做成对当事人完全不公平的决定。把数量上远超过客观法，而在规范内容的精致、细腻、实用、经济上，也一点不较客观法逊色的契约排除在客观民法之外，民法的运作只会治丝益棼，法院不但不能止争，反而成为乱源。”[85]不仅如此，一般规范中的任意规范得为行为人改变或排除，契约却必须得到当事人信守，在此意义上说，法律行为之规范效力犹在任意规范之上，“怎能说不是法律呢？”[86]
问题当然不会如此简单。以法律行为为个别规范，除上节所列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本文虽然反复提及、却始终未予明确表达的障碍，即，事实与规范之二分观念。至少从教授资格论文《国家法理论的核心问题》开始，凯尔森即强调“是”与“应当”的二元分立，[87]然而，他所面临的最激烈批评，亦在于此。[88]在批评者看来，凯尔森并未坚守新康德主义的这一标志性立场。传统理论中，法律行为乃是典型的法律事实，若是坚持事实与规范不可通约，它自然不能同时兼为规范。不过，即使在新康德主义色彩最为浓厚之时，凯尔森似乎亦未觉得承认法律行为的规范属性有何不妥。他反倒指出，传统理论之错误看法，系混淆了法律行为的双面性所致：一方面，法律行为乃是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属于规范创制中的法律要件，但这不过是客观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另一方面，法律行为还具有主观意义，此时，它是当事人意志行为所创造的规范，以“应为”命题对人的特定行为作出规整。[89]当通说以法律行为的事实属性否认其规范品格时，是误从法律行为的客观意义认知主观意义，显然属于视角错乱。
法律行为确立的规范，只拘束当事人而无普遍拘束力，只适用于当事人给定的情形而不具有反复适用性，因此不妨以“个别规范”相称。不过，诸如定型化契约、社团决议、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大会决议与管理规约等法律行为，或者具有反复适用性、或者亦拘束未参与决议形成之人，而带有一定程度的一般性，介乎个别规范与立法者制定的一般规范之间。
（三）私法自治与规范创制
私人何以能够创制法律规范？凯尔森将其归因于私法自治。私法自治理念下，法律行为（契约）能够创设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凯尔森因此认为，法律行为具有创制规范之功能。不过，他同时强调，该规范创制必须置于法律制度（Rechtsordnung）框架之内。[90]正是“法律制度”角色的介入，使得法律行为之规范创制品格受到质疑。典型见解见诸弗卢梅（Werner Flume）。弗卢梅曾对私法自治有过经典定义：“各人依其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是“一般性的人类自决原则的组成部分。”[91]但他并不因此认为，法律行为具有规范创制之能力。其说略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