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私法中，规定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旨在确立自由行为之前提的规范亦可归入授权规范之列。例如，自然人以年满18周岁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民法通则》第11条第1款），即意味着，年满18周岁者，具有独立实施法律行为之“法律权力”。
4．小结
以上分析可知，强行规范、许可规范与授权规范之分类，系以公法规范为其原型，于私法领域虽非无意义，但在何种程度上可予转接，需要仔细考量，否则易生混淆公法与私法之误。以公法的管制思维理解私法，将直接导致私人自由的否弃。概括而言：首先，有如前述，强行规范即便在私法存在，亦只是公法渗入私法的产物，非私法原生规范。其次，许可规范之概念在私法领域意义有限。若以“许可”表达“自由”之含义，在“法无禁止即许可（自由）”的意义下，除禁止规范之外的其他私法规范、尤其是任意规范均属许可规范，但任意规范即足以清楚表达，不必借助许可规范之概念，况且，此时许可规范之含义已有别于公法领域的用法；而若以公法之“法无许可即禁止”为理念，将“许可”理解为“批准”，则私法中除了要求行为须经批准始得实施（如《合同法》第44条第2款、77条2款、87条、96条）者外，几乎不存在许可规范，并且，为数甚少的所谓许可规范，亦是公法管制规范进入私法的结果，其规范意义，如上文所述，只在于对行为作出消极控制。再次，与行为直接相关的私法授权规范，典型表现是形成权之授予。而此等权利是否行使，取决于权利人意志，具有任意性。至于为自由行为确立前提的授权规范，虽然具有强制性，但其强制性仅仅体现于法定界桩（如成年年龄）不可为当事人意志所改变，并不指令实施具体行为。
依笔者管见，于私法而言，区分三种规范的意义其实更在于它们的反面。无论是强行规范，抑或许可规范、授权规范，当各自以否定的形式出现时，均属禁止规范，分别对应“不应”(soll nicht) 、“不许”(darf nicht或ist unzulassig)与“不能”(kann nicht)。民法因而需要回答：法律行为违反这三种不同的禁止规范，效力将分别受到何种影响？对此，梅仲协先生早有揭示：“按德瑞两国民法法典，与我‘不得’二字相当之用语，约有kann nicht, soll nicht, darf nicht三种。法律行为，违反kann nicht者，应属无效，违反darf nicht者，并非无效。soll nicht，则系命令的规定（德Ordnungsvorschrift)。法律行为，即使违背此项命令的规定，其行为本身，并不因之无效，或可得撤销，仅使特定人感受某种不利益之制裁耳。”[27]
（三）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
根据规范对象之不同，法律规范尚有行为规范（Verhaltensnormen）与裁判规范（Entschei-dungsnormen）之分：行为规范以行为人为拘束对象，裁判规范则拘束裁判者。[28]诉讼法规范大部分针对裁判者而设，系裁判规范无疑；民事实体法则多以民众行为为规范对象，单纯拘束裁判者的规范为数不多。
我国通说认为，民法规范兼具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双重性质。[29]关于两类规范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汉语法学中，郑玉波先生的界定颇具代表性：“民法乃吾人日常生活上，行为之准则，以不特定之一般人民为规律对象，易言之，民法属于‘行为规范’，惟对于此种规范，如不遵守，而个人相互间惹起纷争时，当然得向法院诉请裁判，此时法院即应以民法为其裁判之准绳，于是民法亦为法官之‘裁判规范’”。[30]行为规范兼具裁判规范之效力应无疑义，因为能够拘束行为人的规范必同时应作裁判依据，否则，此等规范对行为人的拘束将无法实现。[31]非但如此，如前文所述，即便是行为人不必遵守之任意规范，亦因其拘束法官，而具有裁判规范性质。然而，称民法规范须得到当事人遵受，属于行为规范，该论断似乎值得商榷。管见以为，以民众行为为规范对象、甚至为民众设定义务之规范未必须受当事人遵守。如果此等义务可为当事人意志排除，就只是任意规范，对当事人并无拘束力。即便诸如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合同法》第155条）或侵权责任等法定义务，亦复如是。如前所述，民法主要由任意规范构成，并不要求得到当事人遵循，故不宜将其归诸行为规范之列。
问题似乎并未就此得到澄清。可能的反驳是，任意规范既然能够拘束裁判者，自是可以通过法院裁判而影响之后的行为选择，再者，当事人对于任意规范未作排除而听由适用，即意味着甘受拘束，行为规范色彩于此明晰可辨，即便当事人有意排除任意规范之适用，这一“绕道而行”的策略，亦反倒凸显了任意规范对于行为的指引作用，因而，任意规范之行为规范性质不容否认。依笔者管见，此等反驳似是而非。第一，行为规范之所以能够拘束裁判者，是因为裁判必须依照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的规范作出。如黄茂荣教授所言，行为规范“首先系对行为者而发，然后为贯彻其规范系争行为之意旨，才又进一步要求裁判者依据系争行为规范而为裁判，从而使这些行为规范兼具裁判规范之性质。”[32]显然，以任意规范为依据的法院裁判影响当事人行为之情形，正好与之呈反向运动。此时，即使要通过法院裁判的拘束力来寻找行为规范，符合条件的亦充其量是法院裁判本身，而非任意规范。第二，行为规范之特质在于，它对于行为人具有规范性的拘束力。无论法律规范在生活现实中对行为人发生何种影响，若该影响非由拘束力所致，即不宜被归入行为规范之列。否则，几乎所有法律规范均得以“行为规范”相称，因为几乎所有法律规范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行为构成影响。然而，能够指称一切的概念，同时也就最不具有指称价值，如此扩充“行为规范”概念，实非有益。[33]在行为规范须得到遵循之既有用法下，当事人无论是选择适用任意规范还是将其排除，均为自由意志的结果，非受拘束所致。申言之，即使任意规范影响了当事人的行为取向，亦不过是作为裁判规范的任意规范辐射于生活世界的影响（例如，选择适用任意规范成为节省成本之生活经验），既然非由拘束力所致，自无行为规范之特质。[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