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如果在某个案件中证人遭到报复后又没有建立相应的法律保护，那么，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所形成的“波及效果”导致的结果就是其他案件中的证人就会拒绝作证；即使出庭作证，证人也不会自由的和坦率的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人证言。
（4）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国家在要求公民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就应当赋予公民相应的受保护的权利。当公民因出庭作证行为而导致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侵害可能时，国家应当对其负有保护职责。
二、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
我国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准确及时的揭露和证实犯罪，发现犯罪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鼓励社会公众积极提供破案线索。证人的作证行为对于追究犯罪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顾虑，防止其受到打击报复，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都有相应的规定内容，但规定的内容尚不足以提供相对周全的保护和保障，有待于完善。
1．原刑诉法存在的缺陷
（1）证人和举报人的保护部分内容处于法律空白状态。由于我国证人保护属于“事后救济”型，没有规定庭审的各类保护措施，也没有规定法定机关的具体保护义务与范围，不能够实质有效的保护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安全。“潜在”的证人、举报人不愿意提供证言或举报。司法实践中，举报人、证人被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许多证人“预知”可能发生的报复后果而不敢出庭作证；而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会面临因为出庭作证、指证犯罪而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
（2）保护的范围有限。 我国刑法中的“妨碍作证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的主体只有证人本人，没有规定“近亲属”，与刑事程序法中的保护主体规定存在矛盾。另外，立法上也不包括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如合伙人、恋人等。且单从规定上看也仅限于证人及其近亲属，并不包括鉴定人和被害人，更不包括与证人有“密切关系者”。并且，似乎关注的重心更在于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并没有涉及对证人的财产安全、名誉安全、隐私权等方面的保护。
（3）与证人出庭作证相冲突。尽管我国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八十五条第三款有规定内容，但如何在审判时为其保密缺乏程序性的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在法庭审判中为其保密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