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主张建立分层次的审查逮捕制度。基于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羁押必须至少符合两项原则，一是比例性原则，二是必要性原则。所谓比例原则，是指“未决羁押的适用应以达到法定目的为限度；将未决羁押的适用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之内，尽量适用那些效果同样显著的替代羁押的强制措施；在未决羁押适用时，应使羁押的期限与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可能科处的刑罚相适应。”[8]比例性原则要求必须判断犯罪嫌疑人涉嫌罪行的严重程度，只有涉嫌严重罪行时才能适用羁押。所谓必要性原则，是指只有当羁押是必要的时候才能采取。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方能适用羁押。
结合前述我国检察机关对附条件逮捕的探索实践经验，可以建立起统一的案件分流机制，即“对于所有的审查逮捕案件，按照罪与罚的关系状况进行分流，使得多数案件适用较高的或者一般的逮捕标准，少数案件即附定罪条件逮捕案件适用较低的逮捕标准。”[9]把审查逮捕案件按照层次性分为三类：轻罪案件（如刑罚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失犯罪案件等适用较高的逮捕标准，一般不逮捕犯罪嫌疑人，而以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为主；普通案件适用既有的一般定罪标准，即“证据确实、充分”；重大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毒品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等，可以适用较低标准，如果在侦查终结时没有达到定罪条件，按照定期审查制度和救济制度解除羁押。
【作者简介】
赵运恒，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王以真著：《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版，第57页。
陈瑞华：《超期羁押的法律分析》，载陈兴良主编：《法治的界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参见李昌盛：《走出“逮捕中心主义”》，载2010年9月23日《检察日报》第3版。
邓亚兵：《逮捕的证据标准：一次（种）以上犯罪的定罪证据确实充分》，载《检察实践》2004年第6期。
刘金林：《附条件逮捕：人权保障背景下的探索》，载2008年9月5日《检察日报》。
参见宋毅、余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附条件逮捕情况分析》；刘捷扬、徐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附条件逮捕制度运行现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的，由于认识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出于何种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即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判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某些民事判决中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地相信，用于拦截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地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足以开始侦查……”转引自卞建林著：《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冀祥德：《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论——兼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四条》，载《法学家》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