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逮捕证明标准过高的异化
一方面，容易导致逮捕措施适用过度，逮捕证明标准被人为降低；另一方面，实践中部分地区或者部分类型案件又大量存在相反的状况，即对于逮捕的证明标准，仍然按照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主要事实已经查清”的要求适用，或者按照法院定罪判决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适用。这就大大超过了现行法律对逮捕证明标准的要求，致使证明标准过高。尤其是在重大案件、疑难案件和一些职务犯罪案件中，这种现象比较突出。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我国没有建立逮捕和羁押分离的制度，逮捕即意味着羁押，甚至长期羁押，并在客观上承担了预支刑罚的功能，逮捕与定罪之间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先支出，再报销”，“强制措施的预防功能、程序保障功能丧失殆尽，成为赤裸裸的刑罚的预演。”[2]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慎用逮捕是不难理解的。有学者将这种不以审判为中心，而以侦查阶段的逮捕为中心的刑事办案模式称为“逮捕中心主义”。[3]二是检察机关内部的绩效考核制度不科学，各地纷纷出台考核办法，以逮捕后的起诉率（或不诉率）、有罪判决率（无罪判决率或撤回起诉率）甚至重罪率（或轻罪率）作为考核依据，使检察人员在审查逮捕时有所顾忌，只能按照起诉标准和法院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来作为逮捕标准，以追求最高的起诉率和有罪判决率。三是我国错案追究制度，对已经逮捕、起诉而作无罪判决的，认定为错案，检察机关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霍娄中、霍一米申请宝鸡县人民检察院赔偿案的复函》认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应视为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对于有证据但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逮捕的，应视为错捕，也就是说逮捕犯罪嫌疑人应证据充足，这里的充足实际上与充分是同一意思”。[4]这种责任认定和追究方式，只能迫使检察机关在逮捕和起诉环节上采用“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