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笔者试图归纳出微博实名制对于言论自由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
1.微博用户可能会因为惧怕“秋后算账”而主动抑制对言论自由的行使，使一些可能有益、但存在被打压可能性的言论被扼杀在摇篮里，这显然与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背道而驰。
2.微博实名制广泛搜集的个人信息更会使微博用户对个人信息是否会被泄露产生担忧，此种担优也会使微博用户衡量信息被泄露与行使言论自由两者的轻重，进而从另一方面抑制微博用户对言论自由的行使。
以上两种消极后果即是微博实名制间接作用于言论自由的体现。
3.公权力机关可能滥用微博实名制所提供的信息，如在尚未确定某言论是否违法之前，即悠意地对言论发表者进行追踪，甚至可能造成“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局面；这显然已经超越了政府在言论自由市场上“监管者”的职责所在，对微博用户造成的影响更不可小觑。这种消极后果便属于微博实名制之直接作用的范畴了。
概言之，微博实名制虽然是一种实现内容限制的方式，但其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下文将要解答的问题便是，这些后果是否经得起比例原则的检验？微博实名制是否又经得起合法性的推敲呢？
(三)微博实名制并非限制言论内容的合法方式
如上所述，微博实名制是为了微博言论的内容而使用的一种方式，该种方式与单纯通过IP地址追踪等其他手段在实质上是相同的。然而，传统的网络追踪方式与微博实名制对微博用户权益的侵害是有程度高低之分的：前者所依靠的乃是IP地址等网络使用必不可少的信息，对微博用户权益的侵害程度较小，甚至还没有达到侵犯隐私的地步；但后者则有着侵害微博用户隐私的嫌疑。在注册的过程中，应公权力机关的要求，微博用户需要将自己独一无二的个人信息(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提供给微博服务商。这一流程中，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若干规定》是否被授予了搜集个人身份信息的权力？[19]二是，微博服务商又是以什么身份搜集、注册微博用户身份信息的？三是，微博服务商是如何保存、使用这些信息的？[20]
笔者并不打算在本文中深人探讨侵害隐私的相关内容，这已经是另一个宏大的命题。笔者仅想接着这些疑问，指出两点以方便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其一，探讨搜集真实身份信息之合法性的落脚点已经转移到了对隐私的保护之上，与言论自由已经并无太大的关联；其二，纵使未能对搜集真实身份信息的合法性作出判断，若存在能起到与微博实名制同样作用、但不存在侵害隐私可能性的其他手段，微博实名制也应让位与这些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