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华技术学院某教师解聘案为例，该教师因为行为不检有损师道，被学校解聘后，提起申诉、再申诉，先后经学校教申会和“教育部”“中央”教申会驳回其申诉及再申诉，后针对“中央”再申诉评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驳回，[1]其后，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同样也被驳回。[2]嗣该教师又以不服再申诉评议决定为由向“行政院”提起诉愿，未获支持后，又针对诉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二次裁定驳回，[3]提起抗告也被第二次驳回，[4]声请再审又被驳回，[5]最后又以不服两级法院的裁定为由向“司法院”提起诉愿，诉愿机关不予受理。[6]从理论上讲，该教师的维权之路并未走到尽头，如果他愿意，依然可对“司法院”诉愿决定书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次提起诉讼，甚至可以对法院的第三次裁判再次向“司法院”提起诉愿，形成诉愿和诉讼之间的推磨游戏。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个案，特别是最后针对法院裁判向“司法院”提起的诉愿显无理由，因两级法院的裁判并非行政处分，当然不属于诉愿范畴，但在此之前的维权行为却并没有超出已有的制度框架。整理该教师的维权路径后我们发现，大学教师对来自学校的侵害，申诉、诉愿和诉讼三者的排列关系呈现以下几种方式：(1)申诉→再申诉→诉讼（行政或民事）；(2)申诉→再申诉→诉愿（“行政院”）→行政诉讼；(3)申诉→诉愿（“教育部”）→行政诉讼；(4)诉愿（“教育部”）→行政诉讼；(5)诉讼（行政或民事）。
本案中，该教师选取了前两种维权途径。两次行政诉讼的标的并不相同，前者针对“教育部”的再申诉决定，后者则是“行政院”的诉愿决定，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同一个解聘问题。导致久拖不决的原因之一在于再申诉和诉愿的衔接，虽然司法实践中，再申诉在性质上被视为诉愿。[7]但二者并不排斥，许可对再申诉提起诉愿，徒增诉累和司法成本。如果二者只能择其一，则前三种方式就可以合为一种，即首先向学校教申会申诉，对申诉决定不服，可向“教育部”再申诉或提起诉愿，但只能择其一，且对再申诉不得提起诉愿，如果对再申诉或诉愿不服，再提起诉讼，其过程为：申诉→再申诉和诉愿择其一→诉讼（民事或行政）。
对来自主管行政机关的侵害，那么三者的排列方式为：(1)申诉（“中央”教申会）→诉愿（“行政院”）→行政诉讼；(2)申诉（“中央”教申会）→行政诉讼；(3)诉愿（“行政院”）→行政诉讼；(4)行政诉讼。这其中也存在着申诉和诉愿的重复问题，如果二者只能择其一，则前三种方式也能合为一种，即可以向“中央”教申会申诉，或向“行政院”提起诉愿，但只能择其一，且对申诉不得提起诉愿，如果对申诉决定或诉愿不服，再提起行政诉讼，其过程为：申诉和诉愿择其一→行政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