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同命题1的其他研究发现，灾后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的报案率与逮捕率均有所降低或停留在以往水平。[5]在对1994年北岭（Northridge）地震前后的犯罪、被害及创伤压力进行研究后，西格尔发现犯罪率保持相对稳定。他推断说，灾难带来的压力和混乱被社区凝聚力和其他积极行为的增加抵销了。[6]而莱米厄发现，1998年魁北克冰灾之后，财产犯罪甚至出现了“温和”的下降。[7]戴克对以上两个案例进行分析后认为，特殊事件中警察和正式社会控制机构的增加是犯罪率降低的部分原因。[8]
（二）命题2和支持性实证研究
基于日常活动理论（routine activities theory）和社会解组理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灾后犯罪增加了。
日常活动理论假定如果以下三个关键要素在时空上发生了聚合，犯罪就会发生。它们是：适当的目标，如可被窃取的财产或者可被侵害的被害人；警察、邻里、监视技术等得力保护措施的缺席；有动机的犯罪人。[9]灾难改变了当地的日常活动，如果缺乏有能力的保护措施，有动机的犯罪人就更有机会确定适当的目标。无人（或监管不力）的住宅和财产成为了恰当的犯罪目标。人们离开家，执法官员忙于疏散和应急救援，使得监督水平下降。在恢复、疏散和搬迁过程中，灾民可能成为刑事犯罪的受害目标。用克伦威尔的话说：“大规模灾难带来的破坏可以增加犯罪，因为它使人和物更易受到伤害，并使监督的能力降低或数量减少了。”[10]
社会解组理论假定在居无定所、社会经济地位低、社会联系差的社会中，非正式性控制犯罪的能力有所削弱。[11]灾害破坏社区的凝聚力，削弱社会对犯罪的反应和制裁能力，增加了犯罪。阿达姆斯比较了警方数据之后指出，在华盛顿的奥赛罗，圣海伦斯火山（Mount Saint Helens）爆发后，与之前七个月相比，攻击行为增加了27％，不法行为增加了10％，恶意破坏行为增加了23.7％。[12]斯曼指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洪涝灾害过后财产犯罪上升了40％,与饮用水有关的犯罪增加了14％。[13]福瑞司马观察到，在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卡拉飓风过后盗窃汽车的犯罪增加了30％。[14]福热林则坚持认为，是先前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导致了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后夜盗犯罪飙升到原来的403％。[15]
灾害和家庭暴力犯罪的实证联系尤为突出。[16]柯蒂斯和他的同事指出，在南卡罗来纳州雨果飓风（Hurricane Hugo in South Carolina）和加利福尼亚州洛马普列塔地震（Loma Prieta Earth-quake in California）过后，虐待儿童的报道有所增加。[17]圣海伦斯火山喷发后，警方接到的家庭暴力报案增长了46％。[18]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佛罗里达州康复中心的数据显示，安德鲁飓风(Hurricane Andrew）后申请家庭暴力禁令的数量大幅增加。[19]命题2的支持者认为，灾害给家庭和家庭成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应该多关注随之而来的家庭暴力激增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