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官腐败犯罪与“特定关系人”问题
随着近年来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高官腐败犯罪也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其中，高官与特定关系人特别是情人共同受贿已成为当前我国高官腐败犯罪的一个新动向，在高官腐败犯罪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所谓特定关系人，根据2007年7月8日“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6]（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以特定关系人中的情妇为例，据有关媒体报道，在全国各地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相当多的干部腐败与“包二奶”有关。[17]尽管这个数字不一定很精确，但腐败犯罪高官与情妇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肮脏关系却是事实。情妇等特定关系人在高官腐败犯罪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少高官的腐败犯罪正是从生活作风堕落、包养情妇开始的，甚至许多情妇还是其腐败犯罪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一）高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的典型案件
谈起高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案件，最为典型的要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成克杰受贿案是一个典型的高官与特定关系人（情妇）共同受贿犯罪的例子。成克杰收受的许多贿赂就是其与情妇李平（另案处理）勾搭，共谋或共同实施的。1993年底，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商量各自离婚后两人结婚。两人商定：由李平出面联系有关请托事宜，成克杰利用当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两人收受钱财，存放境外，以备婚后使用。成克杰利用其职务便利，单独或与李平共同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全部受贿所得除由李平支付给帮助其转款、提款的香港商人张静海（另案处理）人民币1150万元外，其余都按成、李两人的事先约定，由李平存入境外银行。案发后，上述款物获全部追缴。2000年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成克杰死刑。同年9月14日，成克杰被执行死刑。
另一起典型的高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案件，当推被戏称为“枕边风吹倒大法官”的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受贿案。1998年至2003年间，吴振汉直接或通过其子、其妻接受他人请托，利用其担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收受他人贿赂57万余元，对妻儿先后多次收受他人钱款550万元事后知晓并接受，共计折合人民币607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大部分退缴。2006年11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吴振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相关意义与思考
1.惩处高官与特定关系人新型受贿犯罪的意义
仔细考察高官腐败分子，都会发现，大部分腐败犯罪案件中都存在其为妻子、儿女甚至情人谋取好处的情况。有些腐败就人是先由高官的家里人收受贿赂开始的，开始时，这些高级干部或许还会反对，或者不赞成，但是经受不了家人的埋怨、指责或“点拨”，逐渐“开窍”，从收受少许礼品开始，贪瘾就会逐渐滋长，手就会越伸越长，贪污受贿数额就会越来越大。[18]如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就是栽在了特定关系人—妻子的“枕边风”下，他从事司法工作20多年来，一向处事谨慎，最后却在爱情与亲情的私欲围剿中迷航翻船。吴振汉之妻李芝在交代材料中忏悔道：“我从贤内助到贪内助，都是私欲膨胀和心魔作怪。我的丈夫原本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好干部，如果不是我吹枕边风，他一定会功德圆满地退休。我愧对党的培养、愧对亲人、愧对作为一个妻子应有的妇德。”[19]应当说，在高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犯罪中，由于高官与特定关系人关系的紧密性、经济的关联性、活动的隐蔽性，加之高官位高权重，使得对这种新型腐败犯罪的证明、发现和查处，比传统型腐败犯罪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针对这个问题，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意见》。《意见》第7条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问题作了规定，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在《意见》出台之前，我国法律对这些新型受贿犯罪的界定尚属空白，让不少腐败犯罪分子尤其是高官腐败犯罪分子得以逍遥法外，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持久。《意见》的出台，对于打击司法实践中的腐败犯罪官员与特定关系人特别是情人共同受贿这种新型的腐败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