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这个规划纲要里面涉及很多制度，这些制度当然有些可能还属于试验性的，有些制度属于政策层面的，但有些制度比如说涉及长久性的能不能通过地方性法规的方式？举个例子（我这个没想好），比如说像养老问题，养老问题涉及到社会服务这个方面，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北京市也有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些调研报告，现在一些条件好的养老院月收费要收到一万多，叫“五星级养老院”，一般老百姓根本负担不起。差不多一点的，中等一点的也要三、四千元，三、四千元有些人还可以承受，条件稍微好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大部分是民营的，老人都喜欢进国家设的这种养老院，但是这方面的缺口非常大。我也看了做的好的一些地方，政府给一定的支持，比如说提供一定的免费的土地、房屋或者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在有的农村，村委会就把这事办了，老人一个月支付很少的钱而且服务得很好。还有比如医疗问题，包括养老，都和经济实力相关联的，有的可能没有经济实力办不了事情。医疗方面现在推行的是家庭医生，每个人有一个医生，就像联系人一样，有了问题和医生联系。从国外经验来看，私人医生是个发展方向，每个人会有一个私人医生，这个方向是要走的，目前只能提出这个目标。我看到一个地方的做法：一个人每年给这个医生付三百块钱，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打电话也行，让他上门也行，这个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是愿意做这个投入的，这方面都是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探讨的。所以像这样一些长久性的问题，当然在试验阶段不可能把它法律化。能够法律化的，上升到立法层面的、规章层面的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而且这个问题要管长久的。虽然我们是五年规划，但是有些制度可能在十年、二十年都有效，是一个长久性问题，不一定就是受五年的这个局限性限制。
理念创新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纲要的最后一个部分涉及了全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但是我理解的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理念，是着重于管理者的理念，而不是指的老百姓的理念。管理者怎么创新理念？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报告里面没有太凸显。纲要着重在实的方面多一些，总觉得理念是虚的东西，但是虚的方面还得有，就是管理者的理念，主要是对管理者提出的，不是指的社会层面的。老百姓的，劳动大众的文化素质、法治理念、法治意识，肯定包括，但是主要侧重在管理者层面。所有的公权力机构，所有的公权力主体，这个概念比较大了，包括党，包括公权力机构，也包括个人，都可能涉及管理理念的创新。侧重点我觉得应该是对管理者。政府肯定是首当其冲。我们现在研究问题有时用“公权力”这个概念，当然这是一个学术概念，不一定就要放到文件里去，实际上不仅仅是政府，包括党委，党委在很多方面已经介入社会管理。还有比如说人大，立法机关理念不创新，立出来的法律能创新吗？甚至包括群团组织，我们的群团组织是半官方化性质的，中国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不是纯粹的社会团体，我们的群团组织有半政府的功能在里面。所以我们用“公权力主体”，甚至扩大一点，用“准公权力主体”，很多年前我给它编了个词，就是“准公权力主体”，即不是公权力但又有那个职能的。这是个学术问题了，包括企业，企业没有公权力，但是企业对职工的权利义务影响很大，包括我们的村委会，自治机构，其实也影响很大。所以我觉得管理理念的创新，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政府肯定是打前阵的，因为它在社会第一线，包括我们司法机构，司法机构其实也都在“大政府”概念里面。国外是“大政府”概念，它把所有的公权力都一网打尽，都是在这个概念之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