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何判定法律体系内的生成关系？哈特法律体系理论建立在规则结合的基础上，即法律体系是由第一规则（或称初级规则）、第二规则（或称次级规则）和承认规则组成并由此产生法律规则的生成关系，规则与规则之间的生成是通过承认（接受）或服从来实现的。[13]按照凯尔森的观点，法律体系是一个金字塔形，低级法律规范的效力来自高级法律规范，而全部法律规范的效力都来自于宪法这个最高规范。[14]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法律的形式体系是根据我国的立法法，构建了以宪法为最高指引，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国际条约共同构成的完整体系。这一法律形式体系按照逻辑规则构成了法律效力层次并形成了我国法律位阶制度。[15]

　　在我国法律体系内，法律之间的生成关系体现为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的法律在宪法中都应该找到确定的条款指引。宪法的地位和作用是构成法律体系的最高效力来源。然而，作为法律体系生成最高指引的我国宪法却不能为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生成提供有效的指引和基础来源。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具有纲领性文献的作用，不可能对国民经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出详细规定，但是，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新的社会机制，作用于一国的市场规范，旨在建立一个适应信用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保证该国的市场交易形式向信用方向转变，即实现从以现金支付手段为主导的市场交易方式向以信用交易为主导的市场交易方式的健康转变。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将在中国市场上建立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既要保证市场上各类商业和金融信用的大规模且公平地投放，又要保证授信人取得高的授信成功率”。[16]信用在经济社会的重要作用凸显我国建立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迫切要求，信用法律体系的生成需要宪法的指引。目前，我国宪法没有专门的条款对社会信用的问题做出规定，宪法中一些与信用相关的条款如保护人权、保护社会主体财产权利、国家预算职能与审计监督规定主要体现在《宪法》第38～40条、[17]第62条第10款、[18]第85条第5款、[19]第91条。[20]考察信用经济社会的法律需求，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宏观与微观层面，我国宪法显然不能提供重要的规范与指引。

　　作为我国法律形式体系中第二层次的法律，应该成为社会信用法律的重要生成依据。但是，目前，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基本法律供应不足，缺少核心的专门法律规范，大量部门规章的生成没有基本法律的指引，法律体系生成存在障碍，形成社会信用法律结构的虚空，导致社会信用法律效力示弱。

　　第一，个人信用法律子域体系。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21]在发达国家，个人消费信用已经成为信贷市场的主体，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一般可达60％左右。我国的消费信贷已进入市场高速成长期，其市场规模平均每年以160％的速度增长，占GDP总量的10.46％。[22]从1999年至今，我国先后出台了《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住房置业担保管理试行办法》、《助学贷款管理办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范个人信用的行政规章制度。如果以征信国家发达的法律制度供给为参照比较对象，[23]我们发现，我国没有一部专门针对个人信用的如消费者信用法、信息自由法、个人隐私保护法、个人数据保护法等基本法律法规；已经颁布的上述规定缺少基本法律层面的法律生成依据和效力支持。

　　第二，企业信用法律子域体系。在近十年的发展中，我国信用总规模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其中，企业信用仍然占银行信贷业务的主导地位。[24]在企业信用法律制度供给方面，我国颁布了《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担保法》、《票据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如《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分类及代码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分类监管指导意见》、《关于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的指导意见》、《合格供应商信用评价规范》、《基于电子商务活动的交易主体一企业信用档案规范》等。但是，我国仍然缺少针对企业信用如企业商业准则、公平信用报告法、诚实借贷法、信用控制法、公平信用信息披露法、公平与准确信用交易法等基本法律法规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