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T是GATT，中国议定书是中国议定书。中国议定书中的承诺能否援引GATT第20条，的确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complex legal issues）。[5]“中国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案”（DS363）专家组想回避这个问题，采用了“假设成立”（assumption arguendo）的法律分析技巧，即先假定第20条可以援引，然后直接审查（a）项的要求是否得到了满足；如果满足了，则回过头来解决能否援引的问题，而如果没有满足，则没有必要进行分析了。专家组的审查结论是：中国的措施非为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因此关于这个“复杂的法律问题”，专家组没有做出裁决。但上诉机构知难而上，紧紧抓住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开始语“不损害中国以符合《WTO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认为中国的被诉措施虽然是关于贸易权承诺的，即只允许某些企业从事相关货物的进出口，但与中国对相关货物的管理，即对涉案货物的内容审查，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限制进出口商，是为了对相关货物进行内容审查，而GATT恰恰是关于货物贸易的，中国当然有权援引GATT第20条进行抗辩。上诉机构通过这种“密切联系”，确认了议定书与GATT之间的“间接关系”，专家组遗留的“复杂的法律问题”迎刃而解。[6]
然而这一次，上诉机构，与“中国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案”相同的三个人，[7]使用了相同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综合方式”（in a holistic manner），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决，即同意专家组的裁决，认为中国出口税承诺不能援引第20条进行抗辩。[8]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在“中国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案”中，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在本案中使用这种技巧，有悖于WTO通过争端解决促进安全和稳定性之目标，无助于解决争端，并且对中国如何履行义务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找到了议定书与GATT之间的“间接关系”，创造性地论证议定书中的贸易权义务可以援引第20条例外，增强了WTO协议的确定性。[9]在“双重救济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双重救济”“违反常理”（counterintuitive）[10]，并且抓住反补贴协议第19条第3款“适当数额”（appropriate amounts）中的“适当”一词认定“双重救济”违法。[11]本案专家组给出的解释，是一个权利与义务不平衡的结果，那么上诉机构为什么不能再次“挺身而出”呢？出口税显然是关于货物贸易的，而GATT则是关于货物贸易的规则，上诉机构为什么不能用“中国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案”中的思路解决问题呢？中国议定书和报告书中的众多条款，特别是中国所引用的那些条款，难道不能看出议定书与GATT之间的“间接关系”，从而有助于找到适当的词汇做出正确的解释吗？
在“双重救济案”中，我们觉得裁决反映了上诉机构的价值观，即“双重救济”不符合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因此想方设法挖掘出协议的精神和内容，“依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澄清协议的规定”，[12]不仅有效解决了争端，而且维护了公正，增强了成员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在那个案件中，我们还觉得，相比于这个价值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只是论证方法，因为我们看到，专家组也适用了这种论证方法，但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因此我们觉得价值观是实质，如何解释只是形式。也就是说，条约解释的方法是为价值观服务的。然而，在本案中，面对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对于“专家组只能推定这是中国和WTO成员在加入谈判中的意图”这样的说法，上诉机构怎能坐视不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