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专家系统与刑事政策实施
制度信任是一套契约与规范关系，这一套契约与规范应是不同主体利益的双方商议，经由合法化的过程使该契约与规范能符合彼此的最大化利益。固然专业人员取得信任的基础在于其知识与能力。当信任主体面对问题与危机时，能够凭借专家的专业知识与能力，顺利解决问题，这便可能产生专家信任。这一点，西方学者Anderson 、Narus 、Barber, 、Kasperson、Golding,＆Tuler、Sitkin＆Roth等已经有许多论述。专业知识之所以对信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于支撑于专业背后的学术知识与能力，能够解释信任主体所遇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专家系统在制度变迁或制度实施中愈来愈重要。
然而，专业知识也会因过于专业化而无法使民众理解，从而产生信任危机。因为专家系统具有强烈的专业主义倾向和理想性的特征。最近为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的曹操墓真相的问题，则无疑给专家知识一次当头棒喝。民众从多个方面对曹操墓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而此又促使专家们从更为广泛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判断。正是在这种质疑与回应中，曹操墓的真相逐步呈现，民众也在这种回应中了解了真相，并最终形成与专家一致的看法。如此一来，民众也就不会怀疑权力寻租等非专业因素对该认定意见的影响。这亦表明，民众面对高度不确定的重大决策，如果完全交由所谓的“专家学者”作决定，将可能遭受极大伤害。毕竟，过度信任与迷信往往只有一线之隔，Gross与Levitt在《高级迷信》一书中，痛斥浆糊脑袋（Muddle headedness）之学者，不论所谓学院左派或右派，都喜欢过度卖弄专业术语，学术的教条经常使学者脱离现实的经验社会，使人对专家学者的专业信任不得不提出问号{12}(P.1-15）。事实上，专家对刑事政策实施的解读是希望藉由知识权力建构的游戏规则，让刑事政策实施更加科学，以使刑事政策实施能按照自己设计的路线运行，因此有着十分浓厚的价值判断成分。
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系统，可以称之为专家政策网路（professionalized policy network)，即由法律专家建构起来的刑事政策系统，这种政策系统因为其专业性而保持高度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当这种政策被国家认可，成为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之后，则又产生了意识形态问题。“上令下从”成为了政策实施的基本模式。因而这种政策因缺少沟通，而丧失了民间性，进而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峙状态。同时，在刑事政策实施当中，公民评价刑事政策实施的规则既是“中央”制定的，评价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也是“中央”聘请的，因此这种评价的结果也是官方的。一般而言，当“权威”介人制度时，在所有层面均会有利于“权威者”，其中最明显在两方面：一是制度变迁的发生过程利于“权威者”，即专家意见会借助决策力量成为制度内容；二是已有制度的实施须按照专家制定的路线进行，如果违背了这种路线，就会招致学术上的“讨伐”。目前国内有关犯罪构成的学术争议即是适例。
这就出现了问题：专家系统创造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其信仰者，即要求信仰者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的利益，[27]其实，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内的一种重要元素或形式，基于知识的信任虽然必要，但这种知识的建构必须不完全是理论的，还应该是实践的，不应该是推理的，还应该是实证的，因此，专家也必须承担其一种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就是要代表民众的声音。
（四）信息披露与刑事政策实施
与常规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物品”，它会随着相互期待而增加，而这种期待则来自于信任。但这种信任的形成，除了文化融合和公民参与之外，案件信息的分享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只有民众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消除顾虑，参与其中，互惠互利，并形成信任。这已为西方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了解是信任的媒介，正像信任陌生人是一种危险一样，突兀起来的司法变动也让民众无所适从。从理论上分析，民众对政策的认同虽有自身利益驱动的原因，但更多是依赖于对刑事政策实施中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而这种了解又是通过对案件信息情况的掌握来完成的。司法是否公正与及时，犯罪人的判刑结果如何等信息的分享，往往是民众对一国司法评判的重要标准，也是民众监督司法并信任司法的重要条件。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才将案件的审判结果等公布于网上，一般民众都可以随时查阅这些案件。这种案件信息披露的制度绩效是十分明显的：由于民众分享了案件信息，也就可能以“主角”的身份融入到案件中去，认可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于形成对司法的信任。
在内涵上，案件信息披露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或办案后，依法将其案件发生、侦破状况的信息向社会予以充分、完整、准确、及时地公开，以使民众充分了解案件基本信息。社会公众只要具备一定知识，就能够在了解案件办理的基础上作出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是否信任司法机关的判断。鉴于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在披露案件信息中还存在着“不主动性”、“不完全性”、“不及时性”、“不严肃性”、“不对称性”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1)健全案件信息披露的有关法规制度，不仅要加快具体案件信息披露制度规范的出台与实施；而且要明确司法机关所公布信息失真情况的法律责任。(2)明确案件信息披露的对象。现代民主社会强调，国家权力只有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才能正确运行。由此决定，我们不应该只重视公开审判，还应该将所有案件的基本信息，尤其是案件的判决结果公布于众，接受民众的监督。其实，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方兴未艾，也为案件信息披露提供了重要阵地，需要的是提高认识并加快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