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任：刑事政策实施的基础
信任是一种制度性的资产，社会结构提供制度性功能，其关注焦点在于社会结构与组织的运作。社会道德规范、制度、规章等社会与法律机制形成信任的基础，这些机制支撑着信任的运作，影响了社会信任的发展与成长。如果在政策实施中能争取人们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信任，并藉此扩充对国家预防犯罪的信任，则刑事政策的实施会处于一种完美状态，犯罪控制目标指日可待。相反，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一般民众与司法机关之间没有信任，那么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将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梦”。[15]
在心理学上，信任其实是人类的情感与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感情与理性都高涨时，产生的意识形态的信任是惊人的，比如，宗教领袖及其信徒，集权主义者及其追随者等。尽管刑事政策实施不同于心理测验，但透过心理学的结论，我们也大致能推导出信任在刑事政策实施中的功能：一方面，国家一般立于公共利益出发来安排政策手段，民众则有自利性的要求，这就产生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关系。如何消除这种对立，争取政策实施中的民众信任至为关键。另一方面，信任是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可以使合作更为简单。一个互相信任的社会比一个相互猜疑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像货币交换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样，信任也会为社会生活增添润滑剂。同理，民众如果信任国家的刑事政策实施行动，也会比抵触国家的刑事政策实施更富有效率。
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无论何种刑事政策，都在于致力于永恒秩序的追寻。虽然因刑事政策内容与价值取向不同，这种秩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亦随之变化，但控制犯罪、保障人权等目标体系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政策的公共追求。当某项刑事政策能为民众谋取利益时，比如，既维护了良好的治安环境，又重视保障人权时，民众对政策的信任会增加。反之，如果某项刑事政策实施只存在着权力寻租、投机行为，或者偏离民众的利益偏好时，民众必然会失去对其的信任。此时，如果民众不信任国家制定的政策、不信任政策实施者的行动，则产生政策的信任危机。而一旦这种危机发生，政策实施的路径或渠道即被堵死，政策实施就面临困境。所以，我们应特别强调法律制裁的形式与程序，并预防背叛的投机行为，以维系一般民众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信任关系。
当然，刑事政策实施及由此引发的司法行动还会起到一种警示作用，即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威慑，它告诉人们：如果违法犯罪，则会受到一定制裁。不同的警示模式也会造成不同的效果：其一，当制裁与打击成为基本手段时，则不信任将取代正常的社会交往。其二，当制裁与打击成为了国家联合民众对抗犯罪，以维护该政策网络内一般民众的利益之基本手段时，民众就会支持和认同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再次强调的是，不信任所引发的社会乱象，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存在对信任的背叛，犯罪也就愈演愈烈，刑事政策实施也就愈来愈难。因为公民不会再相信刑事政策实施时为民众谋取利益的“诚意”，自我的偏好将无法扭转到刑事政策实施中去，这致使无论是单一的民众，还是作为整体的国家都固守在自利的范围内，公共利益将无法形成，犯罪治理则变成了“神话”，因此，刑事政策实施应采用国家与民间的整合模式。
这样的总体设计，就是一种刑事政策实施模式迥别于其他模式。这种差异只是信任之意义的一个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犯罪治理模式中，不仅调和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对立的矛盾，而且人们具有相同的特征，共同的目标追求，这就极大地减少了政策实施成本。因此，要想获得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刑事政策实施应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以消解当下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信任危机。
社会资本始终是通过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而“自然”产生的，或者说就是信任的延续，为了让信任能够确实在刑事政策实施中得以延续，社会资本成为协助前者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丰富的社会资本不仅能让刑事政策实施有所依循，影响犯罪治理下的资源配置，而且还延伸出犯罪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及参与之下的公民合作问题，由此牵涉到了社会资本嵌入刑事政策实施的另一维度-沟通。
（二）沟通：刑事政策实施的关键
若能够将社会资本运作好，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在于“沟通”。从理论上分析，社会资本的核心词汇在于“社会”，那么社会资本之“社会”有何意义呢？据Uphuoff的考证，social是英语世界中应用最多的形容词，与名词society连接在一起，源自于拉丁语“socious”，其表示为“friend and comrade”（朋友或同志），前者与法语social一词来源相同，而德语gsellschaftlich来自于Gsell，指的也是朋友与同志。[16]这表明，“社会”一词原意在于友谊现象，暗示某种人际关系、合作、团结、相互尊重与共同利益感，暗含着沟通的意义。
说到“沟通”，必然提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他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即人们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形成政治共识的过程。[17]这一“话语民主”理论被一些政策学者所继承和发扬。20世纪90年代，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在对传统的治理模式及其替代模式进行批判之后，提出了政策过程中的话语理论。他们强调“能量场”在政策领域的重要作用，[18]认为政策的过程是一种“重复性的实践”活动，而这种“重复性的实践”活动是“能量场”概念的基础。主张只有将协商、对话和政策实施结合起来，努力引导每个人参与政策实施中的对话和协商，创造公共对话的公共背景{7}(P.89)。这是对沟通在政策实施中积极价值的最权威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资本与政策实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