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1．犯罪治理是一个既关系到社会稳定，又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集体行动，不仅与犯罪者、被害者、司法机关有关，民众也在观望着一国犯罪治理的现状，并将其作为评价当下刑事政策得失的重要依据。2．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局面被打破，民间力量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意义上那种依赖暴力统治并使民众臣服于国家权威、刑罚权威的治理模式已不合时宜，犯罪治理必须寻找新的提升之道-给民众参与刑事政策实施提供一个顺畅的渠道。3．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价值多元化得以呈现，不同的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需求，更有许多的社会文化渗入其中，以国家司法机关为单一力量的刑事政策实施模式，往往造成国家导向与民众需求之间的“大断裂”现象，从而留下“愿望虽然良好，效果却是极差”的遗憾。
在“政策网络”中，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刑事政策的实施，是关系当下中国犯罪治理之策略选择及其制度绩效的两个基本维度，缺一不可。其中，政策制定是前提，决定着一国刑事政策的内容体系与价值取向。而政策实施是关键，决定着一国刑事政策的作用范围与制度绩效。只有把两个方面处理好，我们才能使“政策网络”之核心角色在犯罪治理中得以体现。目前，在政策制定问题上，我们在反思严打刑事政策基础上，已经确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当下中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学术界对这一政策亦持肯定态度。因此，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的、长期的任务是：如何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笔者曾主张，应该重视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研究，这应是从正式制度方面对刑事政策实施的一次探讨，可以说迈出了政策实施研究的第一步{6}。然而，任何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非正式制度不仅会在未来经过进化而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而且也现实地对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起着制约作用。因此，在刑事政策实施问题上，除了要研究制度因素之外，还应关注公民的认同和信任等非制度因素的力量。正是在这种研究思路之下，社会资本理论与刑事政策实施之关系的研究应运而生。
这种关系研究的理论贡献是开创性的，这种开创性体现在：刑事政策的实施只有获得人们的信任，才能取得合法性基础和确保有效性。这是因为：1．社会资本理论对刑事政策实施也具有理论建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囚徒困境、搭便车、权力寻租等问题的解决，而且还能降低实施成本，即监控、事后制裁等交易成本，因而是刑事政策实施中的核心条件。2．社会资本理论对刑事政策实施的解释力则是其导入刑事政策学的根本。当代刑事政策的实施有显著的变迁，其中最明显的变迁之一是：在刑事政策实施过程中，增加民众与社群参与的机会，取得刑事政策实施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以利于刑事政策的顺利实施。3．在社会资本中，它不仅只是复述那些熟悉的主题，它还标志着在刑事政策制定及实施这一广泛的领域中新观点对于犯罪治理的意义。这就为社会资本理论入径刑事政策实施提供了依据，并为刑事政策的实施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理论通道。正是这三个方面，使得社会资本在刑事政策实施过程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与功能。
人类究竟应该如何有效控制犯罪？这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当下中国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背景下，却特别富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使犯罪治理的意义愈来愈重要，那种以严刑峻法打击犯罪的理论在19世纪或许还有意义，如今显见已过时了。而谈到犯罪治理议题必然涉及政策实施的过程，包括司法权的运作、监狱的运行及社区矫正等，并由此决定了当代多元主体与草根决策力量在体制内、外之间的博弈，从而使刑事政策实施已成为一个复杂的司法过程，一个代表不同社会群体与利益阶层的对诘与交锋的过程，一个充斥不同价值取向团体的折中、协调、对抗的交互作用过程。这都意味着国家与社会间互动频率的增加与关系的深化-权力的运作伴随各类利益代表的参与，并各持有不同立场与价值观。这决定着当代刑事政策实施的最显著变化：具有合法政权的国家，已不可能完全排除公民的参与，政策实施在形式上或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公开参与的过程。如无法有效沟通，民众可能很难建立对政策实施的信任。可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社会资本就是沟通民众诉求和政策规范的媒介。
不仅如此，当代刑事政策理论越来越强调政策实施环境所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其复杂性，即决策参与者不断更迭，经常需要面对情势发展而采取不同策略。其实，刑事政策的参与者在实施过程中若能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并以此为基础沟通、谈判与协调，就能避免刑事政策陷入难解的决策困境。在这里，由于社会信任具有降低政策实施风险的功能，因而对刑事政策实施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例如：民众或司法机关间存在互信的基础，才可能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由此可见，将社会资本与政策实施联系起来讨论的启发意义在于：当下中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个司法机关主导和民众积极参与其中的互动过程，我们更应重视民众在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作用，争取民众积极参与政策实施以及在参与过程中民众对司法的支持，最终在民众与司法之间形成信任机制，以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综上可见，作为一种在社会科学领域虽然新生但又有巨大解释力的学说，社会资本理论不仅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等领域，对法学领域内的刑事政策实施也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可问题的根本在于，它又是如何根植于刑事政策的实施过程呢？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充分的学理论证。
三、对社会资本嵌入刑事政策实施的证成
作为一种溢觞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的智识运动，社会资本理论并非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严密整体。由于学理资源、研究假设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不同，除了在社会资本的功能在于“信任、沟通和参与”这一命题上没有分歧外，社会资本理论内部各流派之间的差别可能大于它们与其他思想学派的差别。事实上，正是社会资本中的信任、沟通与参与的客观存在，使社会资本理论入径刑事政策实施成为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