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2003年和2005年两次拟制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正建议稿中，[4]都主张在侦查编中除规定一般侦查行为外，增加规定特殊侦查行为，明确授予侦查机关享有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两项权力。但笔者不主张只是简单地授予这两项权力或者笼统地规定“经过严格批准手续”，而是主张在授权的同时分别规定严格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适用规则以及对非法侵权行为的救济措施，防止因为权力的滥用产生不良后果。[5]同时认为既然授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权力，这项权力就应该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
2．公诉程序改革的几点建议。第一，公诉应采用“起诉书一本主义”。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庭审制度改革作为重点，“部分证据移送主义”（或称“复印件主义”）的公诉方式，不但没有起到削弱法官庭前预断的作用，相反导致辩护方庭前的证据知悉权受到限制，影响了辩护权的有效行使。16年后的今天，法官群体素质已有很大提高，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已经具备了条件。[6]第二，矫正不起诉制度存在的缺陷。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而不是“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就意味着在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提起公诉，这在诉讼法理和逻辑上都是很不严谨的。因此，建议本条应矫正为“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现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是一种无罪认定，但从法条的表述来看，酌定不起诉具有定罪不诉的含义，这与定罪权应当属于法院，不起诉仅有终止诉讼的效力而不具有定罪效力的诉讼法理相悖。因此，笔者主张将此款单独作为一条作如下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依前款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具有定罪效力。”第三，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完善起诉裁量机制。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已具备追诉条件的犯罪，在一定条件下，以责令被追诉人遵守或履行一定事项为前提而暂不提起公诉，若被追诉人在暂缓起诉期间积极遵守、履行承诺事项，检察机关即不再对其进行追诉的制度。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合理分配司法资源，有利于被暂缓起诉人积极矫正改过自新。确立这项制度之后，也就建立起了从“不起诉——暂缓起诉——起诉”这样一个阶梯式的起诉裁量机制，这对于完善我国的公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暂缓起诉应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必须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必须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必须是犯罪嫌疑人承认指控罪行的案件。除上述适用条件外，还必须对暂缓起诉的考验期间、被暂缓起诉人的义务，暂缓起诉后案件的处理，暂缓起诉的效力，暂缓起诉的撤销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以增强这项制度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