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指明的,我们不是要淡化国际刑事法院迄今为止的重要影响,而只是想阐明如果要使国际刑事法院的吓阻力得以全面实现,此文列举的有关问题和缺陷,主要是确定性,必须予以解决,同时也要关注其他法学、犯罪学和社会学的影响因素。这就要求全球政治要员全力协作,协助国际刑事法院,确保被害人的正义,制约超级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未来可能作出的国际刑事违法行为。总之,恰如奥坎波所言,“掩盖罪行也是犯罪的一部分,安理会不应参与掩盖罪行”[38],全球政治共同体也不能这么干。此外,国际刑事法院必须使预期的有罪必纠的确定性成为既定事实,不论涉案人是政府高官还是基层士兵,有罪必纠。如果没有这样高度的确定性,包括预期的和实际的确定性,国际刑事法院就会失去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一切。
译者翻译过程中就一些专业术语多次求教于作者,得到耐心的解答。译文初稿出来后,曾发给作者本人征求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作者简介】
克里斯多夫·W. 穆林斯,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系教授,研究方向:刑法学、犯罪学。达恩·L. 罗特,美国欧道明大学社会学和刑事司法系助教,美国州法犯罪国际研究会主任,研究方向:犯罪学。李海滢,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后。
【注释】一旦侵略罪的定义法典化,同样将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缔约国大会的发言》,http://www. icc-cpi. int/NR/rdonlyres/CDF496C7-7BA7-4AA3-B670-1EE85BC3E3E8/281268/20091118ASPspeech. pdf, 2009-11-18。
达恩·L·罗特和克里斯多夫·W·穆林斯:《超越国际刑事审判的法学定位:国际
刑法和其控制的关联性的犯罪学洞察》,《国际
刑法评论》2010年第1期。
参见佩贾姆·阿卡万:《超越豁免权:国际刑事审判能否防范未来的暴行》,《美国国际法杂志》,No. 7, Vol. 27, 2001。对立的观点参见詹姆斯·斯尔克(James Silk):《国际刑事审判和人权保护:法治或法的傲慢》,http://www. islandia. law. yale. edu/sela/esilk. pdf,2009年12月6日。
基于经验犯罪学的本质和刑事司法的实际功能,就不必就及时性的吓阻作用进行更多的探讨了。
赫伯特·西蒙:《人类的模型》,纽约,John Wiley, 1957。
麦克·斯塔福和马克·沃尔:《一般和特殊吓阻的新构想》,《犯罪与违法行为研究杂志》1993年第3期;雷蒙德·帕特诺斯特、莎莉·辛普森:《法人犯罪的理性选择理论》,载尼尔·索尔和约翰·保罗·怀特《特权型犯罪:白领犯罪文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4-210页;雷蒙德·帕特诺斯特、莎莉·辛普森:《制裁对于道德的威胁和诉求:法人犯罪的理性选择模式检测》,《法律与社会评论》2006年第30期。
理查德·赖特:《住房搜查:吓阻理论和未能吓阻的住宅盗窃》,载马克·庞格雷宾《关于罪犯的研究:犯罪者们的视角》,Newbury Park, CA, Sage, 2004。
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住房搜查:吓阻理论和未能吓阻的住宅盗窃》,马克·庞格雷宾《关于罪犯的研究:犯罪者们的视角》,Newbury Park, CA, Sage, 2004。
参见阿莱特·斯缪勒斯:《国际犯罪的实行犯:类型学视角》,载罗乐夫·哈夫曼和阿莱特·斯缪勒斯主编《超国家犯罪学:国际犯罪的犯罪学视角》,Intersentia, United Kingdom, 2008, pp. 233-263。
唐纳德·G·达顿等:《大屠杀:从军事屠杀至种族灭绝》,《攻击与暴力行为》2005年第10期。
ICC-CPI-20050215-91。
例如美国和俄罗斯。
达恩·L·罗特、罗特克里斯多夫·W·穆林斯:《象征性姿态和国际社会控制的产生:国际刑事法院》,Lexington, NY, 2006。达恩·L·罗特、罗特克里斯多夫·W·穆林斯:《国际刑事法院和美国的对抗》,《犯罪、法律和社会变迁》2006年第45期。
《猜想:为国际刑事法院而战》,2009年纪录片,公共广播系统。更多细节或订购该影片,参见http://www. pbs. org/pov/reckoning/,2009年12月14日。
详尽的讨论参见达恩·L·罗特、罗特克里斯多夫·W·穆林斯:《非洲:地方性报告》,载 M·谢里夫·巴西奥尼(M. Cherif Bassiouni)主编《国际刑事司法的追求:冲突、受害人和后冲突正义的世界性研究》第2卷,Antwerp: Intersentia, 2010, pp. 357-514。
这表明康尼一方根本没有诚意。过去十几年间,这套诡计已经使圣主抵抗军领袖多次豁免。参见罗特克里斯多夫·W·穆林斯、达恩·L·罗特:《血腥、强权和骚乱:后殖民时代非州的国际违法行为》,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巴尔·艾德瑞斯·阿布嘎达(达尔富尔叛军首领)愿意出席2009年5月18日的国际刑事法院的预审庭。
L. M. 奥坎波:《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商大会上的发言》,联合国总部,纽约,2009年9月11日。
2008年10月,八个理事国公开了其捐献额。总数是2 028 571欧元,占总体预算的2.24%,ASP-08-0461 pps2-3。
参见瑞秋·欧文:《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受预算缩减的冲击》,战争与和平研究所,2009年12月13日。
参见瑞秋·欧文:《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受预算缩减的冲击》,战争与和平研究所,2009年12月13日。
比如,当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批评都集中于非洲国家被排除于世界之外。
《猜想:为国际刑事法院而战》,2009年纪录片,公共广播系统。更多细节或订购该影片,请参见http://www. pbs. org/pov/reckoning/, 2009-12-14。
《猜想:为国际刑事法院而战》,2009年纪录片,公共广播系统。更多细节或订购该影片,请参见http://www. pbs. org/pov/reckoning/, 2009-12-14。
检察官办公室:《司法的利益导向》,2007年9月的司法利益的政策文件。
检察官办公室:《司法的利益导向》,2007年9月的司法利益的政策文件。
尽管在国际刑事法院能力范围之外,这一层级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终结实行特赦和后冲突的诉讼。当某些特赦的国家不适用国际犯罪和国际司法机构时,需要巩固的能力是定位于国家层面,无成效的磋商或措词严厉的赦免为中低层级犯罪人打开了免罪的后门,使他们免受国际刑事司法审判。
理查德·怀特、斯科特·德克尔:《论工作:街头生活和住宅盗窃》,波士顿: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4;《持械盗抢:抢劫和街头文化》,波士顿: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参见特雷弗·班纳特(Trevor Bennet):《毒品和犯罪:“新亚当”项目的第二发展阶段的结果》,内政部研究205号,发展和统计理事会,英国,伦敦,2000年;理查德·怀特,菲奥纳·布鲁克曼(Fiona Brookman)、特雷弗·班纳特:《英国街头犯罪的动态前景》,《英国犯罪学杂志》,2006瑞秋·布雷特(Rachel Brett)、厄马·施佩希特(Irma Specht):《青年军:他们为什么选择战斗?》,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4。
唐纳德·G·达顿等:《大屠杀:从军事屠杀至种族灭绝》,《攻击与暴力行为》2005年第10期。
《猜想:为国际刑事法院而战》,2009年纪录片,公共广播系统。更多细节或订购该影片,请参见http://wwW. pbs. org/pov/reckoning/,2009年12月14日。
达恩·L·罗特:《判决:检察官诉Tihomir 案评论》,2004年7月,Case No. IT-95-14-A。参见安德烈·克利普、哥兰·斯鲁伊特:《国际刑事法庭案件集:前南国际法庭》,Vol XX. Hart Publishing, Oxford, 2010。
《猜想:为国际刑事法院而战》,2009年纪录片,公共广播系统。更多细节或订购该影片,请参见http://www. pbs. org/pov/reckoning/,2009年12月14日。
《猜想:为国际刑事法院而战》,2009年纪录片,公共广播系统。更多细节或订购该影片,请参见http://www. pbs. org/pov/reckoning/,200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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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为国际刑事法院而战》,2009年纪录片,公共广播系统。更多细节或订购该影片,请参见http://www. pbs. org/pov/reckning/,2009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