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82年宪法第13条，国家仍然保护“公民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然而与此同时，第10条却无偿拿走了房屋下的土地。那么，国家如何依据第13条保护房屋这个私有财产？总不能让房屋漂浮在空气里。[5]
第10条还规定：农村土地，包括自留地、自留山和宅基地，都属于集体所有。自1954年宪法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以来，立法没有明文规定没收农民土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集体得到了“经营”土地的权利，1975、1978年两件宪法（第7条）决定，公社“现在一般实行三级所有”，但是关于农民本身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规定；该第7条也未说明，农民“劳动群众”万一取消人民公社这个“劳动群众集体”之后，农民对土地有什么权利。这样，一直到1982年，农民保留对土地的所有权。只不过1982年宪法第10条终于把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转给正在消灭中的农村集体，即人民公社。这样一来，第10条也无偿拿走了农民“分户承包”经营农业的法律基础。
总之，在消灭集体、加强个人之同时，改革宪法第10条取消了公民的一个基本财产权，把它转让给集体或国家。而且，在利用分户承包和公民自主作为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的同时，第10条拿走了这些改革推动力量的法律基础。
第10条还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6]第10条已明文规定每一寸土地属于谁，没有买卖、转让土地的余地。那为什么还要禁止土地买卖和非法转让呢？此外，强调禁止“非法”转让，是否意味着，也存在“合法,”的转让？
那么，这些规定辗转曲折，其目的究竟何在呢？
对于第10条的立法理由，笔者只找到了一个说明。肖蔚云教授指出，在改革中，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特别是为了城市发展，搞大规模项目时需要很多土地。82年宪法生效前，土地的所有者就滥用这个情况而要求很高的价格，妨碍改革项目。因此，为了进行改革，必须进行土地的国有化。立法者本来也考虑全国土地的国有化，但是因为也考虑到土地革命以来的农民心理，所以暂时只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7]。
因为肖教授参加过编写1982宪法草案工作，所以其说明颇具权威性。但是肖教授提供的立法理由之说明实在令人费解。
如上所述，按照1949年以来所有的宪法文件，为公共利益之目的，国家可以征购、征用非国有财产。相关专门立法也规定国家征购、征用时应该支付补偿费。对此，82年宪法颁布时仍然有效的有关规定，是1982年5月14日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依据该《条例》，在城市只应对房屋支付补偿费，对城市土地和农村宅基地则无须支付一分一毫的补偿。至于农田，若每亩应安置两人，即应支付相当于该土地7至12年产值的“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此外，关于如何安置失去营业基础的农民，还有详细规定[8]。宪法第10条不影响这些规定的效力。第10条生效前后，国家应该付同样的补偿、安置费等。因此，这些费用不可能是第10条的立法理由。肖教授的说明显然并未切中肯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