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略）
三、减刑、假释同步监督路径下的配套制度构建
1.减刑、假释同步监督的权力支撑--调查权、协助权和调监权的赋予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职责就是发现违法情况、督促有关机关和人员及时纠正，并对严重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追诉。”{4}只有及时发现违法情况的存在，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纠正违法或追究犯罪，实现监督的目的。检察机关要对减刑、假释进行有效的同步监督，仅仅了解执行机关报送的各种书面材料是不够的。法律有必要规定：检察人员除了享有对报送材料的书面审查权外，还有独立的调查权，并不受其他行政主管机关的干涉。调查的手段除了调阅案卷，如查阅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的案卷材料；调阅监区集体评议减刑、假释会议记录，罪犯计分考核原始凭证以及狱政管理等刑罚执行部门的审查意见外，还可以实地询问狱警、同监罪犯等有关人员，了解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的表现等情况。另外，法律应，明确检察机关有权要求相关部门或个人协助调查，要求拥有相关证明材料的机关出具材料，了解情况的个人提供相关情况。最后，基于对刑罚执行活动中发生的职务犯罪进行侦查的特定需要，检察机关还应享有将服刑人员调监关押的权力，这既是一种必要的查处、取证侦查措施，也是在特定环境下对证人的一种特殊保护。
2.对减刑、假释开庭审理同步监督的物质支撑--监狱法庭和远程视频法庭的建立
要实现检察机关能够参与到法院开庭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中，必须要有开庭审理的物质基础--法庭。但就当前来看，中国的服刑犯基数大，每年法院需要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数量也较多，如果所有案件都在监狱所在地法院审理，必然导致法院或监管机关需要承担大量押解任务，这不仅会加重他们的工作负担，还可能增加罪犯在押解途中逃跑的风险。如果再算上参与法庭审理的证人，如同监犯人，押解任务将不堪重负，这也是减刑、假释书面审长期存在的物质原因之一。在西方许多国家，减刑、假释一般都在监狱内进行审理。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2009年3月27日，我国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云南省第二监狱就设立了“第三十三号法庭”，专门审理重大减刑、假释案，在全国首开监狱里设置法庭之先河。笔者认为，在监狱内或监狱旁设立派出法庭，是保证减刑、假释案件得以开庭审理，实现检察机关庭审同步监督的长远举措。但考虑到监狱法庭设立建成之前的客观条件，运用设于监狱内的“远程视频法庭”，通过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建立的声音、视频图像传输通道和终端设备等，同步完成提讯罪犯、开庭审理或宣判等审理活动，不失为当下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