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破案战役不等于严打；严打的科学内涵不仅包括打，还包括以打促防；严打也不是一味强调从严与从重，严打刑事政策已经科学发展为宽严相济。首先，破案战役不同于严打。严打是一项刑事政策，其贯穿于刑罚权运行的始终。而破案战役是侦查权运用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在犯罪呈明显上升态势、犯罪活动猖獗时，通过破案战役能有效遏制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提高侦查破案率，体现侦查活动的主动性。”[7]，在破案战役中贯彻“严打”刑事政策，严厉打击制贩假证犯罪，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二者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能等量齐观。其次，“严厉打击”也并非“严打”科学内涵的全部。按照2003年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公安机关贯彻“严打”刑事政策，既要重打，又要重防，要以打促防，要重视规模与形式的多样性。罗干在本次会议上对“严打”做了精辟阐释：“在今后的打击犯罪工作中，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一以贯之地坚持严打方针，丰富和发展斗争方式，不断增强打击实效。努力做到：在规模上，由侧重大范围的统一行动向侧重小区域的专项整治转变；在形式上，要由以集中统一行动为主向以经常性的打击为主转变，将严打方针更多地体现在日常打击工作中。”再次，“严打”也并非一味地追求“从严、从重”打击，2005年罗于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随后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宽严相济”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这标志着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科学地发展为“宽严相济”。罗干指出，“宽严相济”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轻轻重重，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威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打击制贩假证犯罪破案战役中，许多人没有深刻理解以上所述破案战役和严打刑事政策的科学涵义，从而造成破案战役决策和实施上一味追求从严从重严厉打击，这既不利于巩固破案战役的战果，又不利于科学贯彻严打刑事政策。
二、对破案战役功能寄予不合理的期待
从问卷调查情况看，在有效收回的335份问卷中，认为不能全面了解破案战役功能的有275份，占问卷调查的82.1％；认为通过开展破案战役严打能有效遏制制贩假证犯罪的有290份，占问卷调查的86.6％。由此可见，许多人不仅不能全面了解破案战役的功能，而且对破案战役遏制制贩假证犯罪功能也给予了乐观估计。对有关人员进行的访谈也印证了上面的结论。在访谈中，笔者发现有许多人对破案战役的控制犯罪功能寄予了不合理的期待，即寄希望于通过开展破案战役，通过“秋风扫落叶”式的严厉打击，毕其功于一役，来简单化地来解决制贩假证犯罪问题，并以短期打击该类犯罪的成绩来代替长期犯罪防控的成绩。[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