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全球化而言也是如此，前面说过西方的左派“反全球化”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确实是降低了他们劳工的谈判地位。但是，对于资本流入、商品流出的中国来说，其逻辑导向本来应该完全相反：如果纯就经济因果而言，这样的流动应该在中国导致资本趋于相对过剩，劳动趋于相对稀缺，这本来应该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
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全球化本来应该造成一个“中国劳工趋同西方劳工”的走向，而不是仅仅有“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应该说这一走向也不是完全不存在。这些年来我国劳工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都有不少进步。有人认为这应该感谢政府，可是我认为最近广东的汪洋书记讲得对： “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如果要从机制上讲，这种变化与上面讲的全球化中“要素稀缺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与西方是反向的)倒是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问题在于这一走向还远远不够。而另一方面“中国富豪攀比西方富豪”的走向却比逻辑上应有的更加凸显。这就要归因于政治体制了。这种体制人为压制了劳工和其他弱势者的市场谈判权利。
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社会主义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的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
在中国，民主福利国家是有待建立的问题，在西方则是建立了却面临危机、难以为继的问题。全球化无疑加深了福利国家的危机。但并不是一切“全球化”都有同样影响。一般地讲，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逻辑上必然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转移，这对任何体制下的资本输出国，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市场国家都会带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冲击(当然也是机遇)，并非只有福利国家才会碰到这种问题。如前所述，东欧、印度的全球化就没有对福利国家体制造成特别的冲击。只有资本从“高人权”国家向“低人权”国家的转移(以及性质类似的、由“低人权优势”生产的商品对高人权地区的大量输出)，才是对民主福利体制的特殊打击。
问题恰恰在于：如今的全球化并不是全方位的，第一它只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人权(如劳工权益)并未全球化。第二即便在市场层次上，也只是部分要素、主要是商品和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就很不足，劳动与土地的全球市场更谈不上。而没有全要素的市场，部分要素的流通就会存在扭曲。例如资本如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以谋求最大回报，而劳工则不可能摆脱国界的约束在全球打工并寻求高回报，这意味着全球化给资本与劳动提供的机会极不平等，即使仅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样的全球化也有极大缺陷。十多年前我曾讨论过这一点。后来一些左派朋友更提出：西方不对我们开放移民，我们就不对他们开放投资。其实不要说开放移民近乎废除国界，如今根本做不到，就是真做到了，在如今条件下那些不仅低工资而且低人权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马上会冲垮流入地的社会主义即福利制度(倒是资本家看到这么多廉价苦力涌入，肯定偷着乐)，这与“左派”的愿望恰恰相反——其实他们也就是以此抵制商品与资本的全球化，并非真想推进劳动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