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单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和民主国家再分配的压力，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很反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实际上，资本流出后在“低人权国家”搞血汗工厂可以增加盈利，但本国劳工就业机会损失却降低了收入，这就导致即便全球化也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却明显逆转。发达国家的劳工发现他们如果不向“低人权国家”的血汗劳工看齐，就“丧失了竞争力”。然而另一方面，低人权国家的强势者却通过这种全球化中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其收入也向发达国家的富人看齐(甚至由于权钱结合更方便可以比西方富人还富)。这种趋势在两边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尽管所谓西方“资产阶级专政”之说莫名其妙，这几十年来西方弱势阶层的民主权利其实有增无减，强势者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其实越来越困难(至少比“低人权国家”要困难得多)。但是这盖不住因全球化带来的他们经济谈判实力的下降。
而更为深层的矛盾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初始分配差异的扩大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中的资本外流又导致税基萎缩，国家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降低。尤其是在“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下，资本流出后就不再对本国福利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福利需求和福利提供能力的反差越来越大，而这个反差也只能靠全球化中的透支功能来弥补。发达国家的透支越来越厉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就福利制度本身来讲，的确也容易形成依赖：越是在高福利体制下，依赖福利而不努力寻求就业的“自愿失业”现象越突出，因此在其他条件相仿时，这些国家往往会有更高的失业率。而就业率低导致初始分配差异更大，就更依赖再分配来维持社会平等。欧洲的高福利国家社会高度平等，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普遍低于美国(更不用说低于低人权国家)，这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大亮点。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许多这类国家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要高于美国，不搞高福利也确实不行。这一问题加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等因素，福利国家本来就存在着很多问题，而全球化条件下“反向的尺蠖效应”使这些问题更加激化了。
中国应该反全球化吗？
这自然在中国也引起了严重的不满。于是“反全球化”思潮也传入了我国，尤其是力主反全球化的西方左派在我们这里的一些“左派”朋友那里很容易找到知音。但这当然是大错特错。
我曾经提出西方现在对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所谓“经济殖民”更非“文化殖民”，而是“问题殖民”，即让中国人把他们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左右两边都存在。例如一些“右派”朋友喜欢跟着西方右派反福利，一些“左派”朋友喜欢跟着西方左派反自由。但在一个“福利自由双低”的国度，这样做对他们各自的理念而言实在是南辕北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