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民主制度下发达国家负债率无限提高，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化与“全欧化”)，但宪政民主的治理机制却限于主权国家的结果。因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透支机制，同时又吸纳了许多乐于被透支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国家相反、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而无需讨好老百姓的“低人权优势”国家。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玩得空前的久，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等到债务窟窿捂盖不住而终于塌陷，那纠错成本就太高了。希腊“入欧”后钻“货币全欧化，财政国家化”的空子透支欧洲，美国在全球化中利用美元透支国际市场，都是这样发生的。
这次“欧债危机”就是这样积弊而成的。我曾指出：今天欧洲面临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选择，如果不强化欧洲的政治一体化(首先是财政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就保不住。而近期的欧洲选举表明，“逆水”中的欧洲“进”则举步维艰，“退”则后果严重。这一次的左右轮替，其实仅就“左”“右”本身的理念而言意义并不大，欧洲民主制度下左右轮替的“政治钟摆”已经不知多少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谁战胜谁”。但是正常状态下应当是“天平效应”下的摆动，在单纯经济全球化时代却越来越变成了“反向尺蠖效应”下的摆动，今后的左右轮替能否恢复天平效应的常态(即财政相对平衡前提下“高税收高福利”与“低税收低福利”的轮回)，还是仍然在“反向尺蠖效应”下积累旧弊(左派能增福利难增税，右派难减福利易减税，导致财政越来越失衡)，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笔者不太关心此次上台的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关心这种轮替的内在机制。遗憾的是，看起来不太乐观。
深层的社会影响
除了财政-债务方面的“反向尺蠖效应”外，深入分析还会发现，不同政治体制和人权标准的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还会带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
我们知道，理论上一体化经济中资本与商品的梯度流动(资本流向不发达地区，生产出廉价商品流向发达地区)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在体制不同，而人的流动性比资本与商品流动性小得多的情况下，这种流动会带来国别差距缩小而一国内差距扩大的结果。后者主要是对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的发达国家而言。我们知道，发达民主国家100多年来的发展不但在经济总量、而且在经济平等方面进步巨大，劳资生活差异和贫富差距在缩小，基尼系数、主要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在降低。对于这些成就，左派总是强调民众运动、工农组织、民主压力和再分配的效果，而右派总是强调自由经济中要素稀缺格局发生变化的效果，即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契约中总是稀缺要素持有者占据谈判优势。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稀缺，劳动相对过剩，因此资本的谈判实力远超劳动，导致两者差异巨大，后来资本积累到越来越过剩，劳动变得相对稀缺了，劳动的谈判实力就上升，两者的谈判地位就趋于相当了。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并不是截然互斥的。100多年来发达民主国家社会平等尤其是劳资关系的进步，其实是民众、劳工维权运动压力和资本积累导致的要素稀缺格局变化的综合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