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两条路要走得通，都需要一些其他条件，而在不同的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很不一样。例如，今天希腊与法国的“左摆”其实有不同层次的诉求：面临破产的希腊人要求增加政府开支其实只是想缓解燃眉之急，挽救他们享受多年而如今正在崩溃的福利体制，希腊人还不怎么顾得上考虑促进经济增长。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的法国，奥朗德政府的口气似乎并非只顾眼前，他表达的雄心壮志是想通过重拾凯恩斯主义这一招提振法国经济，唤醒“高卢雄狮”，重温大国宏图。但问题在于，如今的西方不像投资过旺而消费不足的中国，逻辑上需要通过刺激消费来促增长，西方的问题是相反的，即消费多生产少，通过扩大开支的凯恩斯思路来提振经济，是必须以增加投资、而不是增加消费为主要途径的。但是左派想避免削减福利，就必须增加税收，主要是增加“削富济贫”的税收，而这样的增税恰恰会抑制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转移本来就难以控制，增税太多不仅难以刺激投资者增加新的投资，还可能把已有的投资都赶跑了，这怎么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而如果不增税，放松紧缩扩大开支的结果不是会把债务窟窿弄得更大吗？搞得不好，资本跑掉债务增加，到头来法国自己都难免会“地中海化”甚至“希腊化”，更何谈去挽救希腊？
那么，是不是维持原有的“右派”紧缩政策就是反危机的不二法门？的确，就事论事而言，如果原来已经在执行紧缩的纲领，在还没有显示效果时又仅仅由于政治原因改弦易辙，政策没有适当的连续性，无论左还是右的做法都不会成功。从这一点讲，如今他们的“猛回头”对反危机并不是好事。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右派的政策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下，紧缩开支的政策要牺牲民众的基本福利那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去年秋冬之际在法德待了一个多月，亲眼看到他们的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已经顾不得面子，除了协和广场还有喷泉、埃菲尔铁塔还有景观灯外，从凡尔赛、凯旋门到卢浮宫，巴黎几乎所有的喷泉都不喷水，所有的景观灯都不亮，说是政府没钱了。但是老百姓的福利是动不得的，省钱的第一步就得不顾面子了，这与像朝鲜那样的国家老百姓可以饿死，但国家摆谱的花销绝不能少，是截然相反的。
省下这点面子钱对于庞大的赤字窟窿当然管不了什么用，政府不过是向民众表明他们尽力了，希望民众也配合而已。像法国那样还过得下去的国家，高福利制度是很难有实质性改变的。尽管萨科齐当年就是以治疗“高福利病”为号召，赢得了痛感积弊的法国人的选票，但是真要动福利，法国人也很难接受。这就像当年的撒切尔夫人，她也是以批评“福利国家”而当选的，认为“公共开支是目前英国经济困难的核心”，但是经过7年“撒切尔革命”后，1985-1986年度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比1979-1980年增长了31.1%。以至于1987年大选时保守党人抱怨道：尽管谁都知道“旧有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水准低下，而且其影响足以毁灭财富的创造”，但在8年改革后这一体制“却仍然令人沮丧地完好无损”。“尽管保守党人连续获得选举胜利，他们却赢不了这场战争(按：指撒切尔夫人宣称的向高福利宣战)”。萨科齐其实正是重演了撒切尔夫人当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