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令人痛心的是，这句话的反面，还反映在芮沐先生的“思想”中。看看他都发表了哪些文章：“反动旧社会的‘魂’招得回来吗？”（1957年），“关于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讨论”（1957年），“加强法律科学的战斗性（驳右派）”（1957年），“敌对阶级社会间法律的继承性”（1957年），“旧法学家必须思想大跃进”（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美吴反对派，住手！”（人民日报，1962年6月11日），“封建法制与所谓清官问题”（1966年）……
芮沐先生写这样的文字，是迫于压力，还是出于真心？这一点根本无法考证。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是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的。或者是在强大的“改造思想”的压力下，在“全体一致”的环境中，即使是芮沐先生这样“开明自由”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怀疑自己的立场，并在“深刻反省”之中向“主流”靠拢。于是，我们看到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惊人一致：一个骂他“满脑袋旧法观点”，而他自己则说“旧法学家必须思想大跃进”。显然，此时的芮沐先生，按照他自己的定义，已经不能称作“开明自由”了，因为他已经是“某种因素的奴役者”，尽管这种因素已经不是他所说的传统。
然而，我们还是隐约看到了他对法律的执着。就在发表上述那些“匪夷所思”的文章期间，他还发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情况”（1956年）和“新中国十年来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1959年）等。总结民事立法和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这才是法学家的本职工作。此刻，我们彷佛看到了大风大浪中一叶小舟在奋力挣扎。
“五十知天命。”此时的芮沐先生，难道相信这就是他的“天命”吗？
三、
一九九八年，芮沐先生九十岁。
他在主编的《国际经济法系列丛书》（人民法院出版社）万余字的前言中写道：“推行法治，对法律本身也有几点要求，想提出来同大家商量是否可用。一、法律必须贯彻民主、统一、公开和公正的原则。二、法律除实质内容外，还应重视程序和制度的建立。法律规范中所用的名词概念要写得鲜明、正确、具体，不使人看了产生歧义。三、国家应不断强调法的权威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一句对一切法的领域都可以适用的格言。法律的实施可以划分范围，但不应在执行效力上对人、对地、对业有所区别。四、法律及其所要建立的制度，应力求在相当时期内具有相应的稳定性，不宜经常变动。”这段文字，我们似曾相识！五十年前，芮沐先生在其“开明自由的中路知识份子”中谈到的法律的优点，与此处“法律本身的几点要求”，有着清晰的一致性。然而，说法律的“优点”与说法律的“要求”，角度和阶段是有高低和先后之分的。在没有法律的时候，是要鼓吹法律的优点，以便制订法律的。而在有了法律之后，则要对法律从制订到实施提出要求了。因此，说优点，针对的是没有法律之现实，而说要求，则是针对法律不够完备之现实了。从“优点”到“要求”，我们看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芮沐先生提醒说：“要使这些要求都得到满足，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句话的合理推论是：“推行法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是啊，法律制订，如果不民主、不公开，那么法律怎么会有公正呢？法律实施，如果不统一、不严格，那么法律怎么会有权威呢？法律的公正和权威没有保障，法治又何从谈起？而做到这一切，何其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