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人生
――纪念芮沐先生
杨国华
【关键词】法律；人生
【全文】
一、
一九四八年，芮沐先生四十岁。
他拥有震旦大学学士学位，法国巴黎大学硕士学位，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在中央大学法律系和西南联大法律系任教，此刻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四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以芮沐先生的资历，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光。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实证法和自然法的关系》（1935），他的专著《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1948）行将刊印。以他深厚的法理学和民法学功底，正是与同行和学生高谈阔论法律的起源和功用的时光，正是将民事权利义务的理念贯彻到现实立法的时光，正是将古老专制中国改造成现代法治中国的时光。然而，芮沐先生像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却常常处于学无所用的苦闷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之中。
在“开明自由的中路知识份子”（《中建》（中国建设服务社），1948年8月5日）这篇文章中，芮沐先生说：“中间份子，从某种观点看，实无法加以定义。我们称之为士大夫也好，读书人也好，称之为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好人，第三路线者，都可以。”“这批人的观念里无疑地存在着无量数的矛盾。依理讲，中间份子应该都是些开明的，自由的，知识份子。他们的常识较丰富，观察较深邃，自然也应有更大的机会去了解现实。所有的知识可以帮助他们观察现实，而所享受的自由也可以提汲他们排脱传统。因为所谓自由，常不仅指人身上的与环境物质上的自由――这些只在求排脱外界的束缚；自由应还包括能超脱自身观念的能力。一个人若不能认识现实，利用现实，去排斥其上代赋予的传统，开明知识自由云云者即成了无意义的泛称。纵令外表上确已取得无边际的自由，想仍脱不了成为某种因素的奴役者。所以要鉴别何者为开明自由的知识份子，事实上很简单，方法就在观察他能否有扬弃内在矛盾的能力。”
看上去，芮沐先生似乎在批评知识分子，但他自己显然也是属于“这批人”的，因此这番话也可以看作芮沐先生的自我批评，看作他对自己内心的挖掘。其原因，就在于“这批人的观念里无疑地存在着无量数的矛盾”，即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现实和所背负的传统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矛盾，在知识分子中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从鸦片战争开始，国门洞开 ，西风东渐，两千年来我们一直沾沾自喜的“文明”暴晒在西方的烈日下，彷佛新近挖掘的古墓，腐朽与霉烂之处令人掩鼻侧目。最为痛心的，当属知识分子，因为正如芮沐先生所言：“他们的常识较丰富，观察较深邃”。就以芮沐先生为例，他游学欧洲多年，研习政治法律，对“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差距怎会不了然于心？对中国的落后怎会不疾首痛心？对中国的前途怎会不焦虑万分？这期杂志只有5篇文章，其中3篇分别是“和难战亦不成”（费孝通）、“了解这一代的青年”（袁翰青）和“民初的恐怖政治”（吴晗）。从标题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关心时局，芮沐先生并非独一无二。事实上，这期杂志还刊登了“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本刊座谈记录”。参加座谈会的有俞平伯、钱伟长、张东荪、雷洁琼、朱自清、吴晗、张伯驹和吴惟诚，芮沐先生也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