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洋务运动时期(19世纪 60—90 年代中期) 的法律翻译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的国际交涉等外交事务大量增加，于是洋务运动期间法律翻译以“公法”为主，此期间与法律翻译相关的现象表现有三： 1．同各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也迫使中方培养通晓外国语言的翻译人才，留洋人员大量增加。2．国内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福建船政学堂等的新时期学堂兴办增加，如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制造局编译馆外，上海广学会、新学会、湖北官书局、上海开明书局、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汉口文明编译局、天津北洋学报、广州南洋官报等数十家公私出版机构纷纷编译刊行法律书籍。3．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华，较高学养者在传教同时兼办报刊、教育和翻译等，西方法律书籍被大量翻译。(美)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翻译了美国国际法学家和外交家惠顿(Henry Wheaton) 所著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 》，即《万国公法》(《万国律例》) ; 英文版《星轺指掌》(Guide Diplomatique，1876) 和《公法便览》(Woolsey’s International Law，1877) ; 法文版《公法会通》(Bluntschli’s International Law，1880) 等“公法”类书籍。(英) 傅兰雅，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任北京同文馆英文教习，1868 年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翻译主要法律书籍有： 《各国交涉公法论》(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Volume1 23) 、《佐治刍言》(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nance) 、《法律医学》(Principles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 、《各国交涉便法论》(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Volume4：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r Comity) 等。(法) 毕利干(Anatole Adrien Billequin ) ，率化学馆诸生译出《法国律例》四十六卷”，即法国当时的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贸易法、森林法等几乎包含宪法外法国主要法律，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政府机关组织的系统翻译的外国法典。此时期还有如(美)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英)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等。根据田涛、李祝环的统计，自同治初年至中日甲午战争止，各地翻译“公法”类书籍超过40部，应该说兴办学馆/翻译馆、培养翻译人才、翻译外国“公法”类书籍等从组织上、思想上都为以后更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法律/法学著作奠定了基础，更推进了中国近代“变法修律”时代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