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看从事犯罪活动时是否具有暴力化倾向
虽然采用暴力手段并非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必备手段，但也是其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正因如此，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刑法在界定有组织犯罪时都特别强调暴力手段在该类犯罪中的作用。例如，《法国刑法典》第431-13条至第431-21条规定了组织、参加或重建武装小集团罪。其中，第431-13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之外，持有或掌握、得到武器、具有组织特征、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任何团体，均构成武装小集团。”[14]在我国，虽然暴力手段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唯一手段，但仍然是其重要手段。我国有学者指出：“在有组织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多种形式的有组织暴力，它们是一些分散的、零散的、粗糙的犯罪集团……一般来说，暴力与组织的结合越完美，形成的权力越强大有力，就越少直接使用暴力。国家如此，有组织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也如此。”[15]一般而言，如果某一单位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那么即使其实施犯罪也很少借助暴力形式，更不会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因此，是否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并体现出暴力倾向，可以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要标准之一。
3.看实施犯罪成员范围的大小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所有成员都是犯罪分子，他们都清楚自己参加的组织是何种性质的组织，也理解自己加入犯罪组织后将要实施的行为；而单位犯罪通常是由代表单位意志的决策者或执行者实施的，其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非常有限。因此，根据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的大小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4.看犯罪分子追求的目标与危害程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管是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实施还是通过组织的势力和影响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或威慑、凭借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等非暴力手段实施，其目标通常不是为了获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而是为了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而单位犯罪只是为了取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不管其实施犯罪的次数有多少，都不会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也不会对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如何配置
（一）我国刑法在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方面存在的缺陷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个类罪名，它集中体现在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中，具体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我国当前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实践看，我国刑法在规定该类犯罪的刑罚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法定刑的幅度过小
从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都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有两个法定刑幅度。显然，这样的刑罚配置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具体而言：（1）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具有不同犯罪规模、不同社会危害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目前，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进入高发期，形形色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层出不穷。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市警方掌握的各种黑恶势力团伙就有104个。[16]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人数多达数百人，有的则只有数人、数十人。另外，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非法获利的数额也有很大的差异，少的仅数十万元，多的则达数十亿元。黑社会性质组织规模大小、获利多少的差异决定了其社会危害性有所不同，而这些在刑罚的配置上应该得到体现。（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程度非常严密，分工也非常精细，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不同犯罪分子的需要。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落网的陈明亮、龚钢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均是某公司、集团或夜总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他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起着组织、领导作用，而其手下的许多成员则在他们的授意下实施具体的犯罪。对这些分工、作用不同的犯罪分子进行惩处时，过小的法定刑幅度显然难以体现量刑的公正性。（3）没有考虑对涉案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别制裁。例如，重庆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揪出了以文强为首的一大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其社会危害性及影响不亚于首要分子，但是，1997年《刑法》对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没有规定相应的从重处罚条款，这显然是一大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