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观念指导下的我国刑事政策必定是国家本位型的刑事政策。伴随着思想解放运 动，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治转变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建设上来；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地转变到依法办事上来（彭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提出的）；从单纯地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到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相结合；从消灭犯罪的 理想型刑事政策到预防犯罪为主的现实型刑事政策的转变。但这种转变需要一定的过程 ，是一个逐步地量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提出了现代刑事政策思想和刑事政 策体系。但传统的观念与现代观念还在博弈过程中，现代刑事政策由于它生长的土壤和 条件不完全具备，必定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一是受国家至上观念的冲击，难以形成国家 和社会的二元格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大政府小社会，全能政府的 格局并没有改变。国家至上观念仍在起统率作用。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虽然我们也动员 全社会力量参与齐抓共管社会治安，但只是国家领导下的发动，并不是市民社会的自发 启动。一方面国家为发动群众，形成全民动员，全民参战之势开动一切机器，搞的轰轰 烈烈，烈火朝天；另一方面公民缺乏参与热情，只是消极地受领任务，事不关己，甚至 袖手旁观，任由犯罪者横行，形成了好人怕好人的局面。国家的主动性、积极性与社会 的被动性、消极性相互抵消，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形势愈加严峻。无奈之下，只有 启动国家的惩罚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暂时搁置。二是受群众运动惯性的冲击，难以形 成法制社会的良性机制。我国于1980年至1982年先后制定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应对 犯罪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由于新法刚刚颁布实施，一些司法工作人员还不完 全掌握和熟悉，出现了对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力的现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对社会治 安产生了一些冲击和震荡，刑事犯罪活动突出，甚至出现了不正常状况。面对这种情势 要么是完善法律，增强司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加强执法力度，但并不能立即解决治安问 题。要么动用老办法，开展彻底扫荡的战役，能尽快解决社会治安的非正常状况。邓小 平同志为了维护稳定的大局，巩固改革开放创造的良好局面，并保证改革开放向纵深发 展，提出了开展“严打”战役的决策，并特别强调：“我们不叫搞运动，是不搞整人的 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还必须发动群众，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2]三是受 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难以形成“预防犯罪，治理罪犯”的稳定格局。虽然，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阶级矛盾已 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政法机关仍然习惯于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并用两类不同的 性质矛盾的学说来判断犯罪问题，强调专政的必要性，尽管我们一直在反“左”，但宁 左勿右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带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对他们绝 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动用专政的手段，实行严厉打击。按此逻辑惩办与打击是首位的任 务，预防犯罪，治本之策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为了取得治理犯罪的实效，也可以本末 倒置。
综合分析可以认为，“严打”战役的发动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 不能用现时的眼光和理念去指责当时的“严打”战役，也不能用当时“严打”战役的实 效来说明现实的合理性。
二、“严打”现实局限性的审视
“严打”刑事政策20余年的运行中，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不言而 喻，但为何对“严打”始终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而对这一刑事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 出质疑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严打”刑事政策的误读和对变化了的社会 情势缺乏深刻的分析而引起的。
（一）对“严打”刑事政策的误读
对“严打”刑事政策的误读导致我们在制定、执行和研究“严打”刑事政策中的误定 、误行和不切实际的轻易否定和批判。
误读之一，把严打集中统一行动理解为全部“严打”刑事政策。早在1980年，彭真同 志复出工作不久，就鲜明地提出了对严重刑事犯罪要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2 ]“严打”刑事政策的正式确立是1981年中央召开的全国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即“对 于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坚决 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简称“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为引 用方便又简缩为“严打”方针。“严打”方针作为刑事政策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一、“ 严打”提出背景的特定性，严峻的治安形势和工作中打击不力的现象。其二，“严打” 对象的确定性，即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其三，“严打”方式的全面性。 “依法从重从快”。“依法”是区别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没有颁布以前的整顿社会治安 的群众动员方式，使对刑事犯罪的对策法律化，包括严格执行实体法和严格执行程序法 两方面。“从重”就是指对于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前 提下，在刑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予以从重惩处、严厉制裁，所以“从重”是 针对实体法而言。“从快”是指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在法定时间内迅 速而及时地办案，及时侦查、及时起诉、及时审判、及时执行，尽快处理结案。[1]（P8 1）所以“从快”是针对程序法而言。其四，“严打”形式的多样性。“严打”的工作方 式可以分为经常性打击和集中打击。集中打击是对犯罪非常突出时采取的方式，经常性 打击则是“严打”的一般形式。以上分析可见。“严打”刑事政策与“严打”集中统一 行动不是同一概念，严格地说集中打击只是“严打”的一种工作方式，并不能代替全部 “严打”工作。邓小平同志在作出开展“严打”战役的决策时，也是多次谈到了“集中 打击”“统一行动”，并非是“严打”的全部内涵。同时，超出“严打”对象范围也不 能视为“严打”，不依法的“严打”也不能是“严打”，而是“乱打”、“滥打”。目 前，我们把三次集中统一行动视为“严打”的全部是不正确的。在学者的论文书籍文中 多次提到自1983年至今，我国已经开展了三次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迄今为止，由 党中央发动的全国统一行动的“严打”总共有三次；第一次“严打”从1983年8月持续 到1987年1月，第二次“严打”始于1986年4月，第三次“严打”也就是最近一次“严打 ”，从2001年到2003年持续两年。学者们的批评质疑都是针对这三次“严打”而言的。 孰不知。“严打”集中统一行动并不是“严打”的全部，因而，质疑“严打”其立论起 点不清，导致的结论也大多没有说服力。还有的学者从刑事政策视角把“严打”集中统 一行动视为“严打”方针。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自1983年“严打”起，“严打”政策 就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政策的重要部分，起着引导刑事立法，司法活动的作用。[1]（P68） 这实质是把1983年的“严打”集中统一行动认为“严打”方针的起点。这也必然导致对 “严打”刑事政策的全盘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