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利角度看，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有一定的目的追求，这就是预防犯罪。我国刑法学界也承认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然而，从特殊预防角度来说，对集资诈骗者适用死刑的必要性并不存在，因为这种犯罪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多与社会管理功能方面存在的紊乱现象有关，社会消极因素对犯罪的产生所起的作用比较大；而集资诈骗者的人身危险性通常都不大，可改造性、可矫正性都比较强，根本没有从肉体上消灭除害的必要。即使从与社会隔离，杜绝其再犯根本条件的角度看，适用无期徒刑也完全能达到与适用死刑相同的效果。
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说，如果为了威慑、警戒他人不再集资诈骗而对特定个人判处刑罚，其正当根据也存在疑问，因为这不但有违罪责自负原则，而且也有违在人类社会中，任何制度的设立和执行都应该以人为“目的”，而不能拿人作“手段”的这一道德理念。“法院的惩罚绝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这是对犯罪者本人或者是公民社会都如此……因为一个人绝对不应该只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另一个目的……”[3]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死刑能否真正起到威慑犯罪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个永远也无法验证的先验性命题。自古以来，死刑的崇尚者都把它看作遏制犯罪的重要法宝，凡遇社会动乱、政权不稳时，当政者无不求助于滥用死刑，以期达到威慑效果。然而，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哪一个当政者最终是靠这一手段遏制了犯罪，稳定了社会和政权。没有证据证明死刑的存在对降低犯罪率、预防犯罪是否起到了作用，以及起到多大作用。杀人者死，自古如此，杀人案件在哪个国家仍然都是常见现象。近年来，我国对集资诈骗者执行死刑的案件也非罕见，邓斌、杜益敏都曾因此罪命赴黄泉，然而，此类案件现在仍然层出不穷，可谓前赴后继。而相反的事实倒能证明，当一个国家完全废除死刑或者对某一犯罪废除死刑后，相应犯罪的发生数量却没有发生大变化。所有欧盟国家早已全部废除死刑，其国内治安并没有因此恶化；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刑法对盗窃罪的死刑规定出现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限，从限到废的发展过程，而盗窃案件并没有因此而呈现大幅度的起伏。“据统计，1981年我国盗窃案立案总数为744374起，从1982年‘严打’开始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罪适用死刑，但是并没有遏制盗窃犯罪的发生，及至1992年，盗窃案件的立案数为1142556起，突破了100万件。1997年我国修订刑法……取消了一般盗窃犯罪的死刑规定。1998年全国法院受理盗窃案件131512起，与刑法修订前受理盗窃案件的数量基本持平。”[4]这都说明，死刑对于犯罪的一般预防功能并没有科学根据，只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推测或者愿望。以这种没有被验证有科学根据的一般预防理论，作为对诈骗犯罪适用死刑的立法基础，其立法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不无疑问。其实，从犯罪学理论来看，犯罪是由包括社会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国家没有死刑才发生的。刑事处罚只是事后处置犯罪者的一种手段，它解决不了导致犯罪产生的原因问题。预防的关键是要治理好社会，消除导致犯罪产生的原因。退一步讲，即使刑罚确实具有一般预防效果，那么对于集资诈骗犯罪来说，使用长期甚至无期徒刑进行威慑，也应完全能够达到与死刑相同的效果。使用死刑不但显得多余，而且会使刑罚表现得过于严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