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级部门有效督导清理
从网络治理的不稳定因素分析，我国当前政策清理存在“重备案轻审查”弊病。在我国单一制的情况下，必须上级机关首先自律以形成示范效应，在新政策备案时避免冲突，达到未雨绸缪。高层政府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可比基层政府更能高屋建瓴的思考问题；上级政府公正的督导指正对网络成员至关重要，引导政策制定避免争议，政策清理祛除冲突。以往曾曝出“政令不出中南海”信息，说明政策执行中存在信息扭曲和执行不力的状况；实则可从制定部门本身找原因，看似初衷良好的顶层设计，由于未充分考虑地方情况而缺乏可执行度，地方政府自然缺乏执行政策和清理政策的动力。中国古代有“刑不上大夫”习俗，“法律对身份极端重视，有大量优于一般规定的特殊身份规定” [6]，导致身份不平等大行其道，对现代破除阶级差别亦有阻碍。故应削弱等级制对政策的影响，从网络治理视野打破上级政府的话语霸权，超越层级、整体协调、区域整合、部门沟通，实现政策清理中的平等对话、民主协商和共同治理。
（三） 法制部门引导及关联部门监督
网络治理需要相互关联者共同参与，维护健康稳定的网络秩序。我国法制部门承担行政法规及政令备案审查功能，还为本级政府担当司法顾问和法律助手，应赋予其适当引导协调职能，引导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事前协商以避免法律冲突和政策冲突。我国有行政机关建立“规范性文件未经法制部门的审核，领导不予签发”制度，以此规范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是政策清理的良好开端。再则，政策施行并非仅对牵头制定部门有影响，势必牵涉到关联部门和其他部门，故应注重牵头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注重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中国古代官员的司法审判及决策权亦受监督，“一个州县官的司法活动处于几种省级官员的监督之下”[7]，多个监督主体的牵制使地方官员不能为所欲为。当前政策制定和清理亦应发挥多主体监督功能，实现协商合作、有效清理。
（四） 引入民间机构监督
网络治理具有一定开放性，但政府部门容易固守于行政系统而畏惧与民间交流，导致误会与隔阂加深。实际上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最大，故应在政策制定和清理中引入民间参与和监督。众所周知，运行规范的企业都引入了独立的民间或第三方审计核算，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却缺乏监督，会造成监督不清晰和清理不彻底。中国古代行政决策亦受到士绅监督和支持，否则政令将难以执行。不合理政策的存在误国误民，民意表达渠道应尽量畅通；因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导致维稳任务艰巨，也随之发生截访事件；但实际上，能上访说明尚存信任，若民众干脆听天由命或由怨生恨的后果更为可怕。从乌坎事件后来相对柔性和开明的处理方式而言，尊重民意、畅通渠道、理性疏导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对政策清理而言亦相当重要。当代“政府必须设法找到与公众分享决策权的途径”[8]，在换届大选年以选票赢得政权和测试民意支持度的同时，亦可通过市政公开、听证会、陪审团等增进行政、司法体系与民众的互动。政府应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公众公开政策清理程序，增加民众对政策的信任度，建构接受民众监督的政策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