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策清理缺乏信息公开
政策网络的信息共享和彼此互动十分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政策信息公开，民众可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政策、关心政策，形成政府与民众的信任互动。“一些传统行政机关政治地位突出，往往具有规章创制的特征。”[4]该种政策对民众影响尤大，司法审查对其可起到监督作用，信息公开亦可监督。由于中国政府信息不够公开，很多政策制定时就未公布，更勿论政策清理的公开，不透明导致政策清理缺乏监督、缺乏公信力。我国政策清理程序由法制部门牵头、政策制定者清理、监察部门监督，看似完整的政策清理系统，但未引入民间监督机制，有自说自话和暗箱操作之嫌。政策清理时，应鼓励民众提出意见，通过听证会、电子邮件等形式实现政府、社会、民众之间的无障碍沟通，注重发挥整体性、区域性和部门性共融的特点，营造良好的氛围和互动格局。
（四） 政策清理缺乏灵活性
我国政策网络体系及行政思维受外界环境影响，实则“处在三权分立理论的强大影响与支配之下”[5]，法律环境要及时更新，过期法律要及时废止，譬如朝代更替时总要对前朝法律进行废止整合；我国作为制定法的法律更新并不及时，而法律和政策是行政人员办事的依据，若政策本身不明晰、该废止的不废止、政策整合力度不够，将削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根基和挫伤公务人员的积极性。由于传统行政体系及思维惯性的影响，我国较低层级的行政机关无法与跨层级的其他行政主体自主交流，地方政策制定缺乏交流互动；政策应变能力较差，不可控因素大大增加。下级政府政策清理依照国务院或上级规定每两年清理一次，这违背了政策周期的长期或短期规律，缘于政策终结未必与清理时间重合，缺乏灵活性。譬如短期政策不到两年就结束，长期政策需要定期更新，故存在政策目标完成却未被清理，或政策仍在持续而却被清理的窘境，导致政策网络有危机四伏甚至全盘皆空的危险。
二、政策清理的有效途径
政策清理可通过制定者自律、上级政府督导、法制部门引导、民间监督、信息公开进行。
（一） 政策制定者自律自省
政策网络成员的主体性得到尊重，其自我价值评判才会日趋理性。我国国务院倡导对规范性文件整理，普通政策则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既未尊重下级政府的主体性，又缺乏对政策制定者的监督，地方政府往往制定有利于自身而损害他者利益的政策，造成红头文件大于法律现象屡禁不止。故应建构健康完善的法治体系，在尊重决策者主体地位基础上，加强法律监督和约束。再则，政策制定者对该项政策最了解，政策制定者水平的高低，对政策制定、执行等的影响不容小觑，应鼓励政策制定者自我约束、自我省察，主动填补漏洞、积极清理政策，引入考核机制和群众评价机制，对政策清理效果好、新政策出台及时的政府部门及领导进行奖励。我国加入WTO时出台系列经济政策，但受到政策执行中的思维僵化、行动迟缓阻滞了政策效果，若注重政策制定者的自律自省功能，则可更好的维护政策网络稳定繁荣。
